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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阳河遗址陶器上的画。 是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彩陶图案。 图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 布局设计：赵偲汝
经过一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用自己的方式命名了许多考古学文化。 很多原本就很普通的小地名，都是因为涉及到大汶口等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而出名的。
发现和确立大汶口文化，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这一文化将中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历史从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多年。 持续的科学考古学还揭示了大汶口文化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完整发展历程，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丰富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山为中心，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江苏、安徽北部及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 从时间上可分为3个时期，初期距今约6000—5500年，中期距今约5500—5000年，晚期距今约5000—4500年。
1959年，为配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西挖掘出133座史前墓葬。 墓中的陪葬品丰富而美丽，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此后，出土文物在北京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发掘从考古层位上确定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命名。 利用我国第一个碳14测年数据，夏鼐推算出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300年之间。
1974年，考古报告《大汶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登载了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几件陶器画像。 根据这些新的考古资料，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于1976年发表了《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篇文章，掀起了探讨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热潮，发表论文30余篇，揭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序幕。 1979年，山东省博物馆主持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发掘，首次发现出土图文大型墓葬。 古文字学家在省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地，研究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认为与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关系密切。
21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都将大汶口文化考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村落，在多个地方发现了反映大汶口城址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贵族墓地。 其中2017年发现的章丘焦家大汶口中期城址和墓地被选为当时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实海角地区存在着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 此时是原始农业时期，人口稀少，典型地广人稀，再加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和捕捞构成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农业经济还处于补充地位。 大汶口文化开始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发展过程。
丰富多彩的文明内涵
在大汶口文化初级阶段，人口数量和分布密度增加，分布区内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状态。 在一些环境较好的地区，如东部沿海的胶东半岛和鲁西邻近湖区，渔猎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 像胶东半岛沿岸的遗迹一样，堆积了大量的河蚌和动物骨骼，俗称“贝丘”。 以这种采集和捕捞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遗址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 内陆临湖地带也有类似情况。 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
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在农作物方面，除了以前熟悉的旱田作物的粟、粟外，水稻还从南方传入，并独立驯化野生大豆，成为“五谷”的重要成员。 鉴于这一时期良渚文化发现了大水库和大“井”字形稻田，发展水平相当的大汶口文化也应该有大规模的农田和水利设施。 来自南方的稻作农业经济，在海角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落地后，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越过渤海海峡，传播到辽东半岛和更远的东北亚地区，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生产是玉器、骨牙器技术和陶器生产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东部地区形成了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系)、南)良渚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玉器数量不多，到中晚期呈现爆发性增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器文化。 文口玉器多为片状玉器，切料工艺由线切割为主向切片为主过渡； 玉器的功能以装饰为主，越来越注重礼仪和装饰； 玉钿、玉刀、玉璧、玉璋是后来二奥文化玉礼器的主要来源。
大汶口文化的骨牙制作技术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大象、鹿、野猪、熊等大型动物的骨骼和牙齿，均采用切割、打磨、雕刻、镂空、钻孔等技术。 大汶口墓出土的象牙梳子和骨雕筒，雕刻各种图案，镶嵌绿松石等彩色石饼，令人感叹。
大汶口文化用陶瓷烧制出的精美白陶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 陶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白、黑、红三色描绘的各种复杂彩陶图案，在初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快速成型技术的发明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推向了中国陶器制作的高峰。
在大汶口文化初期，村落群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中心村落与一般村落的差异。 也就是说，许多地区开始进入大小二级格局初级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出现大中小三级格局聚落形态。 大的中心村落一般构筑防御工事，普通的小村落没有防御工事。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村落群规模持续扩大，以金字塔形结构为表现的三级村落形态成为流行模式的中心村落，在原有环壕的基础上，创造了有城墙的新村落——环壕城址。 考古工作者目前在海角地区发现的大汶口城址至少有6个，遍布山东苏皖北部地区，包括鲁北章丘焦家、鲁南的滕州岗上、皖北的固镇埣下、鲁东南的日照尧王城和五莲丹土、苏北的连云港藤花落等遗址。 这种由城壕、普通聚落组成的三级聚落形态，可以与文献记载的“都邑集”模式初期的国家格局相对应。
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邳州花厅、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均发现成片分布的大汶口中晚期墓葬。 墓内墓棺材齐全，陪葬品丰富，既有高端仪式齐全的大、中型墓，也有贫困的普通小墓，证明当时社会阶层分化非常突出。
交流从未停止
区际文化交流与交流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达到了高潮。
中原地区的庙底沟彩陶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大汶口文化的内涵。 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后期，东方地区彩陶的数量和纹样、图案和色彩种类迅速增加。 大汶口人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很快就创造出了各种彩色的八角星、云雷纹、各种风格的几何图案等独具特色和风格的彩陶艺术。
随着实力的增长，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开始增强。 早期，大汶口文化仅局限于京杭大运河一线西侧。 中期开始，大汶口人掀起了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和发展的浪潮，占据皖北和鲁西南地区，迅速向豫东的商丘和周口地区推进，大大拓宽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 文化传播的地域更远，远至豫中郑州至平顶山一线，考古学家在部分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发现了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物。 豫西陕东、晋中南、豫南和鄂西北等广大地区也有其文化因子，据此可以绘制出大汶口文化西渐图。
对不同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共同促进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
(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栾丰实)。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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