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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存振(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大户”。 粮食安全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必须安全思考危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关系到粮食生产的基础，关系到粮食稳定增产和粮食安全。 只有打好以农民为中心的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千方百计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才能稳定粮食生产良好形势，担当好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
一.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粮食收益的挑战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总体上是统筹兼顾的。 但新形势下，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种粮收益率下降、粮食生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大等多重因素叠加不利影响，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不能同步实现，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
一是粮食增产并不一定能带来增收。 粮食增产能带动农民增收的前提是粮食增产的比重高于要素投入的比重或生产成本的增加的比重，但要素投入边际递减效应和生产成本上升不会使粮食增产。 另一方面，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使增加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提高粮食产量，产量增长的比例也低于要素投入增长的比例，极端情况下，要素投入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产量下降。 另一方面，受国际能源价格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粮食生产成本迅速增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高涨，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和农机作业费上涨，达到历史高水平。 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粮食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被抵消，农民粮食生产收益不断被蚕食，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和积极性被削弱。
二是种粮收益比较低。 与收益率较高的经济作物和其他非农产业相比，种粮经济效益较差，农民种粮积极性相对较低。 据《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报道，中国农作物收益普遍较低，其中大豆最低，稻谷和小麦收益相对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在不考虑作物补贴、自有劳动力和土地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和油菜亩收益分别为517.8元、742.9元、437.0元、105.9元和523.6元。 按土地流通市值计算，考虑到家庭土地成本，上述五种农作物的亩产分别为51.6元、438.8元、69.6元、-71.6元、204.5元。 同期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8931元，非农收入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5月在网上发酵的河南、山东个别地区“青麦收割青贮”事件背后，主要是种粮收益偏低。
三是粮食增产增收难度加大。 新形势下，受多种因素影响，粮食增产增收难度加大，一是土地细碎增产困难突出。 土地细分阻碍了机械化的推进，提高了经营成本，制约了粮食增产增收。 二是粮食种植风险导致增产增收困难。 种粮农民在粮食生产中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干旱、暴雨等极端气候会导致粮食歉收，收益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 例如，2021年秋收季节华北地区持续降雨，农机不能下地，需要人工收割玉米，收获成本明显增加，种粮收益下降； 今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干旱，粮食产量下降。 在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背景下，一些农户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二.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粮食收益的对策
保障粮食安全和确保农民增收不是两个选择，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良性循环。 实践证明，要实现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把重点放在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上，充分调动和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和统筹推进农民粮食生产收益。
发挥结构调整和优势“齐头并进”。 立足长远，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需要转变发展思路，跳出单纯提高产量和价格的传统思路，树立大的食物安全观，通过调整和优化农业内部种植结构，发挥不同群体优势来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具体来说，通过结构调整，少数大户生产较多的粮食，或者生产贡献相对较低的农业增加值，或者数量较多的小农户生产较少的粮食，或者生产贡献较高的农业增加值。 通过这种内部分工和结构优化，充分发挥种业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种粮优势，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 对于小农户，积极规划发展特色高附加值产业，发挥其劳动投入和精细化管理优势，支持高附加值作物种植发展，保障收入增长，实现大农与小农、粮食安全和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
规模经营和专业服务“双轮驱动”。 规模化经营通过配套专业化服务，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面积生产能力的同时，解放农民，增加农民转移性就业收入。 一方面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探索推广“小田并大田”、“以房换地”、“户均农业”等模式，破解耕地细分难题，推进粮食集约化农业和经营。 另一方面，促进土地流转和多种规模经营，引导粮食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道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更好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不断开拓农民增收渠道，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收入。 二是大力推进以农业托管为主的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壮大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弥补社会化服务的薄弱环节，让小农户享受更加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降低这个增效措施和财政支农的“并重”。 在成本上依靠科技力量实现降本增效，在收益上通过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民种粮收入。 一是“藏粮于地”和“藏粮”。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充分挖掘“荒地”、“闲地”、“薄地”潜力，加快农业关键技术推广应用，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与粮食生产深度融合，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二是各地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好中央农业资金补贴和种粮补贴政策，及时拨付补贴，提高补贴准确性，把政策补贴落到真正种粮的人手里，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作用。 在此基础上，提出把保障种粮农民收益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综合政策的重点支持范围，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弥补成本上升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下降压力，稳定农民粮食收入，激发粮食生产的内生动力。
金融支持和保险服务“双管齐下”。 针对粮食生产面临的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充分发挥金融和保险政策配合，健全粮食生产风险防控机制，提高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保驾护航。 一是加大粮食产业金融支持力度，适当放宽粮食生产主体粮食生产、购销等融资政策，降低农村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和融资成本，提供各类经营主体可满足的融资需求。 二是稳步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在实现“粮食生产大县”全覆盖的基础上，鼓励其他地区开展三大粮食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加大保费财政补贴力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
来源：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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