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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
从历史上看，大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历史潮流、人口增长和文化认同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3年，浙江余姚河穆渡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对长期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认识提出了挑战。 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有四五千年至数万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的支柱和特色。 古代史的记载、野生稻的分布、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证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地，良渚文化农业已进入耕稻种植时代。
大米参与了黄河文明的构建。 自1921年瑞典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现稻壳遗迹以来，距今九千年至今四千年，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历史遗迹中，有许多水稻遗存的发现，其中考古“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禹治水时，水稻种在卑鄙之地； 甲骨文中已存在“稻”字； 《诗》 《书》等早期文献对稻也有较多的提及。
始于万年前的水稻，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发展，距今约一千年前的宋代，成为继小米和小麦之后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近500年来，尽管受到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挑战，其优势地位依然没有动摇。 大米在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水稻主产区的中国东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此后，国家税收转大米，原是9月1日起征收的秋税，但为了“粳稻能霜降”，从10月1日起改为出租。 国家法定的计量标准因大米而变化，原本以粟为基准的度量衡一部分被大米所取代。 靠大米养活的人口也日益增加。 到明末，形成了“天下育人，稻居十七”的局面。
大米极大地影响了人口的数量和素质。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定的璇珲-腾冲线，东侧占全国国土的36%和人口的96%，与水稻分布基本一致。
大米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心理，也以某种形式作用于国家的版图。 宋代以后，南方人在排挤小麦等外来作物的同时在北方积极推广水稻种植。 从汉朝开始，长城内的人们就考虑通过种植水稻来阻止北方骑兵南下。 例如，东汉张堪在狐奴山下开辟了八千多公顷水田，宋初的何承矩、黄懋等人在河北引水种稻，明代长城沿线的宁夏、陕北、晋北、河北、天津等地尝试种稻。 虽然这些努力产生的阻隔作用有限，但水稻的分布严重影响了国家和政权的领土。 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宋金议和，基本上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是大米主产区，而淮河以北以游牧和旱粮作物为主。 隋代大运河开通后，南稻北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固化了南北之间的农作差异。 因此，主要粮食作物的差异可作为我国南北划分的依据，“江淮以北的高田平晔，适宜种粟等作物； 适合江淮以南涂泥、种稻穗”。
但区域南北划分并不能阻止水稻对淮河的突围。 从起源之日起，水稻继续北上，在参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建设和加强中国北部边疆建设的同时，稻作技术也在北方发展。 稻田人工灌溉技术、盐碱土壤(含卤地)稻作技术、稻田水温调节技术、水稻移栽技术等首先在北方文献中有记载。 10世纪以后，受北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南方稻作技术，在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国家政策的鼓励下，通过多种途径由多种途径传到了北方。 受传统文化、王室政治、军事屯田等因素的影响，水稻种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山西省晋祠、北京市西区、天津市小站等。 历史上，水稻生产受到举国重视，宋真宗、康熙等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都参与水稻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占城稻和水稻受到广泛关注。 康熙又把御稻品种种在承德避暑山庄，结束了长城以北不种水稻的历史。
(作者：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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