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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源远流长，最早在一万二千年前，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和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基本相同，说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交流。 到了新石器时代，两国隔海交通不便，文化交流中断，日本列岛人类原始文化向适应海岛生活的方向发展，与大陆中国的原始文化开始出现差距。 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不太明显。 因此，日本列岛的新石器初期文化与中国大陆的新石器初期文化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石器的制作方法、材料、器型等都是继承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的。 原始陶器的胎质、纹样、火候、烤法也大致相同。 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又称绳文土器文化，以附在土器上的绳文土器为主要特征，其存在时期与中国大陆绳文土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初期、停留在西汉前期的时代一致。 例如，在北九州绳文文化晚期遗址发现表面经过精心打磨的黑色陶器，日本学者贺川光夫认为这是受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1]。 但是，我认为这个黑陶和中国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仅有时代的差异，而且根据材料和作风的不同也有很大的差别。 相反，与长江流域楚文化中的亮丽黑衣陶风格相似，说是受楚文化(包括吴、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比较现实。 另外，1981年在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制造了铜刀，从地层来看是绳文文化末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与中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刀的形状基本相似[2]。 1985年，在日本东北的青森县东津轻郡今津遗迹中，发现了与商或西周的鬲相似的“鬲形绳纹陶器”。 出土的日本绳文文化前期精致的漆器[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制作方法和涂漆风格与我国先秦时期的漆器相同。 先秦时期，日本被称为“倭”。 东汉王充《论衡》 :“当王时，献雉越多，倭人功越顺”。 “畅”和“”是假期，是古代祭祀用的酒。 据了解，成王属于西周时期，当时“倭”与周王朝有交往，倭国向周成王献上祭神美酒。 另外，《山海经海内北经》年：“盖国在钲燕南、倭北，倭属燕。 ”“倭”的位置被记载，是燕的征服国。 《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代，由此可见《倭》大致是战国前的东西。 “倭”，《说文》被释放为“顺子、随从、委声”。 很明显，“倭”曾被中国征服。 “倭”是先秦时期中国创造的名词，是对古日本的专业称呼，其字多义。 “委”字来自“禾”到“女”，即妇女从事稻作农业的写意组合，表明这些被征服的人当时还处于原始母系社会，即以妇女为中心的从事稻作农业的社会群体之中。 当时的中国大陆已进入父系社会，国家强盛，经常征伐近海各夷族。 “倭夷”是被征服的夷族之一，曾被称为“委”。 “委”加上“亻”，成为“委人”中构成国家的名词。 从日本绳文文化末期到弥生文化初期，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移居日本列岛，与当地的原住民(主要是北九州和本州西部)结婚，有一段时间当地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弥生初期的日本列岛人的身高突然变高了近3厘米(5)。 中国人移居日本一事记载在两国的史籍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219年) (始皇帝“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赞秦德……已齐人徐市(写信福，言海有三神山，……仙人居) ”日本《罗山文集》记说：“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已经六七年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记载于《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上朔六七年，正好记载于公元前218年或公元前219年。 《日本百科大辞典》 :“徐福乃入海，降落在我纪伊的熊浦……时孝灵帝七十二年也”日本的孝灵天皇位于公元前290年，被压为七十二年，仍然是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始皇帝出远门，去云梦，去会稽，祭大禹，刻石颂德，而后曰：“北至琅邪。 方士徐市等人下海求仙药，不得数岁，多费周折，恐吓。 在诈骗中，他说：“蓬莱药是可以得到的，但往往受到大鲨鱼的折磨，所以得不到。 愿善射，见连弩射”。 ……是想让下海的人来犒赏大鱼，连弩射大鱼。”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徐福两次东渡日本九州和和歌山新宫市等地。 徐福先后两次带领庞大移民登陆日本，在中日交流史上是一大壮举。 他把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文化带到了日本，使日本社会从新石器时代飞跃到了铜铁时代。 水稻种子、耕作方法、养蚕桑织造技术在徐福以前传入日本，但经过徐福后开始大规模推广。 所以徐福被日本居民尊称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 日本和歌山、佐贺等徐福登陆遗址中，徐福墓、徐福祠、徐福碑、徐福丘、徐福岩……日本海滨新井崎建有徐福庙，庙里供奉着徐福像。 在日本的新宫神社正殿，左边是神武天皇纪功碑，右边是徐福的宫殿。 在日本，徐福已被广泛尊为祖先，奉为神灵[6]。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子国家，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任命“汉委奴国王”，授予“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方。 该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经中日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确认该金印为东汉光武帝“汉委奴国王”印原物[7]。 在此期间，中国古代先进铁甲和马套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骑兵装备的发展。 我知道日本在古墓时代《（公元3世纪末——7世纪末）以前，未曾发现过金属制造的护甲，只是在属于弥生时代的遗址里，曾出土过木甲。这种色彩鲜艳装饰性极强的木甲，不像是用于实战的防护用具，很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用具。金属制造的甲胄迟至公元四世纪时出现，且一开始就是铁制品。橿原市新泽千塚古坟群中曾出土12件铁甲胄，其时代约自公元4世纪后半至5世纪末，主要是铁制“短甲”和兜鍪，有的短甲附有颈铠和披膊，“挂甲”只有新泽109号坟一例。日本古坟时代的铁铠甲，基本类型有短甲和挂甲两种。短甲4世纪开始出现，并成为铠甲的主要内容。挂甲到5世纪中叶后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短甲的地位，成为铠甲的主要类型，使短甲退居辅助的地位。而在古代中国，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使用了由铁甲片编缀的铠甲，如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兜鍪，和13、21、22号遗址中发现的铁甲片，仅在1956年对21号遗址的一次发掘中，就获得261片铁甲片。西汉时期，军队已大量装备了各式铠甲，制作都很精良。日本古坟时代铁甲胄的出现和发展，当与中国古代甲胄的影响有关。但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合日本古代具体条件和技术传统的改进和创造，形成具有日本特点的“短甲”和“挂甲”。成套马具的引进也是如此[8]。中国水稻的传入则促进日本农业的飞跃发展。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遗址是在九州板筑地方发现的。该遗址属弥生时期最早阶段的板筑型陶器的典型遗址，它表明，大约在绳文陶器时代最后阶段水稻栽培被引进九州北部。但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浙江省河姆渡就已大量种植水稻。据推测，稻谷是在公元前1000年，从浙江省南部，越过东海直接传到日本九州西北的。与此同时，传入日本的农作物还有葫芦、绿豆、构树、菱角、芋头、白苏等农作物[9]。日本成扶桑之国亦因中国蚕桑的传入。中国很早就有“伏羲化蚕”[10]，“太昊伏羲化蚕桑为绵帛”的记载[11]。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桑蚕已驯化为家蚕，在距今5千年左右，中国已有丝线、丝带和绸等丝织品，历经商、周时期的发展，蚕丝生产有一定的规模，丝织印染工艺达到一定的水平，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带头作用。日本是蚕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学习中国蚕业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相传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向日本人民传授养蚕、织绸和缝制吴服的方法[12]。及至公元前2世纪，通过朝鲜半岛或直接从山东出发移居日本的中国居民，中日两国蚕业科学技术和文物的交流，更加频繁[13]。据日本古史记载，“中国西汉哀帝年间（前6—前1年），罗织物和罗织技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14]，尤其是公元2世纪末起，中国蚕业科技全面传到日本，对日本蚕桑生产更起了促进作用。东汉时（25—220年）有日本人来中国，私取中国蚕种连同蚕女4人一同私往日本。三国时期，中国的丝绸提花和刻板印花技术传入日本。两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屡次派使者来中国东吴进行丝绸贸易，带去“鹅毛二羽”的美丽丝绸、“吴织”、“汉织”、“缝衣”等丝织女工和制衣女工去日本传授技术。隋代，中国的镂空板印花技术再次传往日本。自贞观四年（630年）至开成三年（838年）的二百年间，日本曾派遣唐使达13次，每次至少250人，最多时五六百人以上，这是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的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国内一再劝课农桑，上层统治阶级在礼冠、衣服方面，也几乎完全仿照唐人，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唐装”时期。为了号召改用新装，太平二年（730年）天皇还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妇女改旧衣服，旋用新样”[15]。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的蚕丝业飞跃发展，故至1909年，日本产茧量超过中国而占世界首位，日本蚕科技的发展亦领世界先进地位。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对日本列岛居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4年夏天在岛根县簸川郡斐川町荒神谷发现了埋在一起的385件青铜剑[16]；1985年在出土铜剑附近6米的地方，又发现16件青铜矛，6件青铜铎[17]。从这些珍贵的青铜兵器和乐器共存的葬式看，显然这是用于农业祭祀的遗存，是受了中国先秦宗教祭祀的影响而产生的巫文化现象。东汉永平（58—75年）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如三国孙吴赤乌(238—251)年间佛教传入天台山，当时浙江境内共有九所寺庵，天台山一带就占了6所。陈隋之际，“东土小如来”智者(538—597)大师集当时中国佛教之成，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使天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开始“文化输出”，东渡扶桑，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唐代高僧鉴真（687—763年）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大力弘扬天台教义，从而揭开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高僧最澄带弟子兼翻译义真，乘坐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吕的使船入唐，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抄写天台教典。接着，最澄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学习天台教义，并与义真受菩萨戒。后来，他又跟天台佛陇山行满座主学习，并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翛然受牛头禅。最澄归国后，大力弘扬天台宗。最澄圆寂后，圆仁、圆载、圆珍、慧萼等继承了最澄的衣钵，相继入唐求法，为发展日本天台宗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9]。北宋以后，日本高僧不断来天台山巡礼求法，促进了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佛经典籍的传入，引起日本雕刻藏经的热潮，也促进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日本高僧入唐求法，携带了不少的中国诗集回国，对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建筑、寺院、佛像、宝塔是日本佛教寺院、佛像、宝塔的母本。中国茶的流入，使日本成了爱饮茶之国。日本最澄是天台山云雾茶的传播者，他最先把中国天台山的茶传入日本。荣西禅师两度入宋至天台山等地求法，并将天台山云雾茶种和饮茶习俗传入日本，使日本一跃成为爱饮茶的国家之一，种植茶的事业也飞跃发展。中国蜜桔流入日本，使日本变成产桔之国。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日本天台宗高僧智惠至天台山求法，回国携带黄岩桔籽，播于九州大伊岛（今鹿儿县长岛），后变异成无核的“唐蜜桔”。这种形质色味俱佳，抗寒力强，土质要求低的“唐蜜桔”，五百年后又从日本重返中国故土，在黄岩成片栽培。中国货币的流入亦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外城岳贝冢出土有明刀钱（战国）、长崎县下郡丰玉村遗址、福冈县系岛郡志摩町御床松原遗迹等出土有货泉（新莽）、大阪府和泉市黄金冢古坟出土有（东汉）五铢钱，12世纪后，大量的中国货币输入日本。在江户时代铸造“宽永通宝”之前，中国钱币在日本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各地的中世纪遗址中，几乎都有中国钱币的出土，其数量十分惊人。宝冢市堂坂遗迹一次出土中国铜钱就有十多万枚，山口市大内出土的中国货币达250公斤[21]。中国古代货币几乎遍布日本各地，唐、宋、元、明时代的铜钱是日本通用的货币。日本只到江户时代才开始铸造“宽永通宝”，也是仿中国明代铜钱而制造的。日本文字受中国文字的影响也很大。日本人用中国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傍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结构大体相同或相似，日本文字中尚有很多的中国字。中国上古时代就有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现很多太阳纹图案，显示着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太阳神崇拜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22]，并涉及海东的日本，把日本视为“扶桑之国”，用“太阳”取国名，名曰“日本”，用太阳做日本国旗，这些都渗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注释：[1]贺川光夫《辳业起源》、讲谈社、1972年。 [2]通口隆康《日本人》讲谈社新书，1981年。 [3]森川昌和《5500年前福井绳文人》 《乌滨贝塚》 99—100页，1983年。 [4]八幡一朗《世界考古大系》第一卷，第109页，1959年。 [5]引自池田次郎《日本人起源》、讲谈社新书、1982年。 [6]杨秀实《徐福东渡史迹综述》，《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6期。 [7]周晓陆《“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东南文化》，1992年2期。 [8]杨泷《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考古》，1985年1期。 [9]张建世《日本学者对绳文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农业考古》，1985年2期。 [ 10 ] 《皇图要览》 [ 11 ] 《通鉴外史》 [ 12 ]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1960，当地人民图书馆。 [13]蒋猷龙《中国蚕丝业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农业考古》，1983年2期。 [14]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1960，当地民众图书馆。 [15] 《续日本史》 [16]松本清张《古代出云王权存在》，山阴中央报社，1984年。 [ 17 ]参见《东PP日本》，日本考古协会，昭和60年度奈良大会执行委员会，1985年。 [18]卢秀灿，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东南文化》，1990年6期。 [19]卢秀灿，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东南文化》，1990年6期。 [20]周琦《日本天台宗“般若心经塔”在天台建成揭幕》，《东南文化》 1990年6期。 [21]周爱萍译《日本中世纪遗址出土的中国钱币述略》，《中原文物》，1996年1期。 [22]李启良《玄鸟生商与太阳神崇拜》，《东南文化》，1995年1期。 资料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 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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