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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苏州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康熙时人沈寓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 东南水利，最需要姑苏； 东南人士，姑苏最兴盛。 ”我说苏州。 “山珍海味，海味海味，四方往来，商贾千里，驷马难追”。 此外，刘献廷还表示，苏州是著名的天下“四集”之一。 在《四集》中，清人还一致认为本市繁华最重视苏州。 康熙时有“吴阊至枫桥，行市二十里”之称。 乾隆时，当地人自夸：“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伟大，稀世珍宝，不无差别聚集，也是宇宙大都会。” 干隆二十七年，也就是徐扬的《姑苏繁华图》诞生三年后，外地人惊叹不已。 “苏州是东南大城市，商贾拥挤，商场鳞次栉比。 登上帝京，远交四海，完成了海外诸洋、梯航。 ”。 嘉庆之时，“繁而不在华汉川口，华而不在广陵阜，人间最繁荣。 但是，位于京师吴之下的除外。 ”他说。 微居士猎更直言：“士事贤友仁者赞苏，商贾肃贵者苏，百工杂技之流奇销者苏。” 访问苏州的孟先生说：“一天也不是。 一时也不是。 晴天和下雨都一样。” 这些毛笔，除了文字的感受、明末郊区开阔地清前期地价断章取义等史实描写外，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用写实手法描绘的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景象的历史画卷。 这就是人们称赞的《盛世滋生图》。
《盛世滋生图》俗称《姑苏繁华图》，乾隆于二十四年由名院画家徐扬创作。 徐扬字云亭，苏州府吴县人，家住专用胡同。 干隆十六年，当时四十岁的监生徐扬献上画集，钦命供奉画院，十八年钦进人，在内阁中写书，长期供奉清廷画院。 乾隆第二次南巡后，乾隆二十四年，徐扬感清代“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宽生牙繁，亘古未有”，临摹“帝治”，绘于《盛世滋生图》卷。 干隆二十九年，徐扬又奉命画《南巡图》，历经七年画完绢本十二卷。 从干隆三十六年开始重新绘制宣纸本《南巡图》 12卷，干隆四十年完成，交给苏州织造。 干隆三十六年普陀宗乘的庙建成，徐扬和其他如意馆的画者一起完成了殿内绘画。 从干隆《御制诗》可以看出，徐扬的作品总是得到皇帝的品评和赞誉。 《石渠宝笈》著录徐扬的作品达35件，其中主要有《南巡图》(12卷)、《盛世滋生图》 )、《平定回部献俘礼图》 )、1卷) 《西域舆图》 干隆三十七年，徐扬内阁中本六年薪满，奉旨记名担任主事，改任内阁典籍，担任干隆四十年实授刑部山西司主事。
《圣制见新耕者诗意图》为长卷，全长1241厘米，画心高度39厘米，纸本，设置颜色。 画的范围是：“从灵岩山，从木渎镇东，过横山，过石湖，历方山，从太湖北岸，经狮子和(什么)两条山沟，进入姑苏郡城。 从萩、盘、胥三门出升门，转入塘桥，止虎丘山。 其间，城隍庙险、廨署森罗、山川秀丽，以及渔家上下、耕织杂繁、商贾云屯、仕廛鳞列、……至若春樽献寿，犹在齿先； 和朱陈结婚，马上就成礼了。 三根蜡烛火焰，或者在少年的地方挥舞。 万卷书香，或者在老师席上接受工作。 耕者歌于野，行者咏于涂，熙书之风”等，在图卷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据粗略统计，照片中人物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达12000多人。 川中船帆如云，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木柜、筏等，约有400条。 街道商铺林立，市招高，能识别的各类市招约260家； 各种桥梁50余座； 文化剧的场景有十多个，充分展现了晚清时期苏州高度文明的盛况。 现结合文献，分为约2类，介绍《盛世滋生图》。
《姑苏繁华图》年描绘的干隆二十四年，是干隆二十二年干隆帝的第二次南巡之后。 景区尤其是胥门至山塘街一带，是文献记载最多、当地人赞誉最多、外地人最留恋的苏州最繁华的商业文化区。
苏州从明代中期开始以工商业发达闻名于世，大致可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半城以丝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而闻名，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贸而闻名。 俗话说：“四面罕见，无处不在……天下财不兴苏州。” 嘉靖初年的吴县志载：“运河、漕河、西城下……这条河从陕门北马头到达胥门馆站，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鳞次栉比，但西岸尤为繁盛。 ……在这条河里，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商西泊、官舲锣鼓，昼夜不禁止绮罗箫管、游泳。 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显然。 从此过了钓鱼桥，南北走向，南濠至枫桥10里，人烟绵延。 枫桥盛况空前，上江、江北至苌麦、棉花大贸易咸聚。 ’西半部城市中，尤以胥门至升门之间最为热闹。 吴县志还说：“城市与长洲东西分割，西比东闹，居民大部分使用技术。 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佚集，胥、盘中密迩府县治，衙门仆养，诗书族聚错庐，近阊尤多。 ”又说：“大率吴民不置田亩，在招商引资，阊、陉时，赏花如绣，宴请华服，竞相奢靡，以高挑铮铮，不偿费。 中选择所需的族。 明中期，苏州名士唐寅写下脍炙人口的《姑苏繁华图》首诗，中云说：“世间乐土在吴中，中有升门和擅雄； 翠袖三千楼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嘉到底断了什么，四远方的话总是不同的。 让画师画画的话，画师很难画画。 ”。 直到明末，城中的月亮城市，都是“两京各省商人聚集的地方”。 上塘、南濠“为市尤盛”，当地称升门“缝错云，肩揉，枫江之舼衔尾，南濠货物如山”。 进入清朝，有“若枫桥的米豆、南濠的鱼盐、药材、东西汇款的木糸、云委山积”之称。 阊胥之间、南濠山塘路，行情更加红火。 康熙末年，翰林院探讨孙嘉淦南游，只是在升门市内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颂说：“升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擅招牌，灿若云锦，言其繁华，都门不逮。” 。 纳兰常安更是感叹南濠商品之多。 “南廒在苏城陕门外，为水陆配合要道。 南北舟车，外洋商人，不在这里聚集。 居民密集，街道狭窄，一来客人，行人几个也摔不掉胳膊……平易近人，与苏杭并称繁华县城，却不知道杭人经营不善，东隅偏僻。 四远交易而泊于杭者，必拆下运苏，开封出售，转桩。 嘉、湖般生产丝绸，缎绫，苏大准备，价格很不贵。 出门购买，价格反而上涨，商品不好看。 ”苏州是商品生产中心，也是全国商品特别是江南各地商品的集中地。
《姑苏繁华图》年出现了14家丝绸店铺。 是绸缎庄。 棉丝绸。 财富？ 大兴土木。 袈裟。 山东茧。 震泽？ 行。 庄，濮院宁？ 棉纸老字号，湖绉棉纸。 山东沂水茧？ 他不会弄错客人。 用缎、缎、纱罗、棉丝绸。 北京贡缎，自制八丝，金银缎，常客不误(二层楼，三间门)。 行、缎行、纱行、内造八丝功缎发客、汉府八丝、上贡缎(二层楼，五间口)。 本期筛选，汉府八丝，美妆大缎，茧？ 宫？ 嘟嘟的翅膀，等商品的客人(七间门面)。 本店自制苏杭、绸缎、纱罗等绸缎顾客(三间门面)。 这些申办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江南生产的丝绸品种和丝绸行业生产形式的全貌。 吴江县震泽镇、湖州濮院镇都是生产丝织品的名镇，所产分别名为盛丝织和濮院丝织品。 湖是湖州一府的特色大宗丝绸产品。 杭州生产各种丝绸，尤以杭州丝绸最为有名。 茧？ 是山东特产，是利用蚕(吃柞树叶的蚕)茧丝织成的，所以是茧吗？ 或者是山茧？ 叫，质地粗壮，但结实耐用。 当时山东全省茧丝盛行，但沂水县或沂水一带产茧丝的评价并不理想。 各地生产的各类丝绸，无论是大宗产品还是珍稀产品都在苏州销售，这表明苏州聚集了丝绸品种众多的群体。 苏州绸缎在乾隆时期最有名的是黄宏成绸缎。 《阊门即事》记录了干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的苏州店铺，一共记录了25家店铺。 其中只有一家没有市里招聘的店。 第一家店是有“发放各省绸缎纱罗”招募的公茂号，第12家店是有“定织大蛇朝服补服”市招募的松茂号。 当时的地方丝绸商人也把苏州作为丝绸销售的大本营。 如湖州商人在苏州分绉绸两业，乾隆五十四年吴兴会馆建成。 杭州商人向全国各地销售丝绸时，“尤以吴阊为绣市”，独立于杭线会馆，于干隆二十七年单建钱江会馆，干隆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26个丝绸店号码向会馆捐赠1银。 一万多辆。 徐扬作画的时候，正是这些丝绸商人极为活跃兴盛的时期，所以各地的“绸缎斜纹，为苏大准备，价格都不算贵”。 棉绸是将不适于缫丝的茧剥棉捻成的低档丝织品，产于苏郊洞庭西山、嘉兴、湖州各地。 “缎”、“纱”都是丝绸的类别，“织纹叫缎，方孔叫纱”。 缎纹是指相邻的两根经纱或纬纱上有单独的组织点均匀分布但不连续的织物，纱线是全部或部分采用经纱绞合形成均匀分布网眼的纱线组织而成的织物。 “上用”、“内造”、“进贡”等，原指官办织造局为宫廷生产的绸缎，这里并不把贡品当商品出售，当时民间把贡品作为上等精品的代名词，民间的造物者也冠以贡品的文字标榜出售“汉府”是清代江宁织造局所在地。 “八丝”是暗花缎。 “蟒蛇”是由蟒蛇织成的彩妆织物，彩妆是江南锦绣的代表品种。 龙是御用物品，民间只能使用蟒蛇，所以市里要招标“巨蟒”。 “宫？ ”是在皇宫生产的吗？ 意思是原来意义上的宫？ 很多寺庙在宫廷庆典时被用作装饰。 其他各种锦缎等，苏州都是大量生产的。 “自制”、“本期”、“本店自制”云实际上是指“账房”。 这种账房与特卖的绸缎店不同，是兼营生产的，具有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性质。 这样的账房在苏州被称为丝织庄或丝织号，在丝绸各行各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乾隆年间也是帐房迅速发展的时期。 《姑苏繁华图》的这些市场招募，是当时苏州丝绸行业复杂生产形式的形象，反映得很具体。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图录棉花棉布业共23家：布行(重复者4家)。 大布。 崇明大布。 松江标识牌。 青锅布。 松江的大布，本客自己放布匹。 布行，斜纹布行。 京芜纺锤布。 松江加长牡丹布。 大布，本庄牡丹布。 织细布。 大通号，松江大布。 布行，加长长度叠釜布，不二价。 布行、自置松江青蓝大布、加长布。 太仓棉(重复者为3家，其中1家为3家门面)。 棉花栽培。 永远盛棉花。 皮棉。 照片中出现的这些棉、棉布的名称，都与实际相符。 松江府、太仓州是清代最有名的棉布生产中心。 是大布=标布的俗称，上广精细，以上海三林塘产者最为有名。 当时市场上的标识牌是“小布稍宽，16尺为平梢，20尺为台阶”，或者是“小的宽八寸三分，长十八尺，大的宽九寸五分，长十九尺”。 牡丹布，也就是擦丝布，上海和南汇等地的人都称之为小布，以“密而窄”、“干净厚实”、制服耐用”为顾客所重视。 在松江和嘉定等地生产。 清初松江人叶梦珠介绍小布长不过一丈六尺。 因为门宽的规格与中机布大致相同，所以在南汇等地也被直接称为中机布。 嘉定，上海出现了飞花布，又称丁女布，“丝均匀细，做工精良，价格超常布”，长一丈六尺，宽九寸三分，规格相同或与小布相似，嘉定人也称之为小布。 就像小布里的名品，很快就会变成“细布”。 放长布的话标布会变长，纽扣布放长的话小布会变长。 松江、嘉善交界处织小布，长达二丈二尺，即令小布加长。 青梭布果实为蓝布和蓝布，是高级棉布。 清廷多让苏州织造在江南购买，细密、宽而长，也就是说布很长，价格特别贵。 康熙中期的蓝布每头5分2分9厘，蓝布每头4分7分9厘，比普通布匹贵一倍以上，也是三林塘产者之最。 当时，市场上通行三种布：纽扣布(小布)、大布)、薄布。 疏布“疏阔”，因其名不副实，图中看不出市招。 由于纹样得名斜纹布，上市销售时表示“误织直纬，如织水纹胜子，如天鹅绒般眺望”，顾客“不要惊讶”，在北京畅销。 主要产于嘉定娄塘、罗店等地。 京芜指的是京口和芜湖，都是浆染布的名产地。 太仓是优质棉花产地，尤以州属鹤王市产量最高，“比他乡，软加白，个个有一点朱砂斑”，闽商买卖棉花，市场上必有“鹤王市棉花”之称。 图中有三处“太仓棉花”市场招聘，展示了所售棉花的优秀之处。 籽粒棉是去掉棉籽后的产物，也叫皮棉。 “本客”不是指店铺，而是指棉布的尺寸。 棉布织好后，需要进行踢、染等整理加工。 布商收购棉布后，出资委托踢坊、染坊加工，然后回收布匹按统一规格包装销售。 是委托棉布收购、踢染加工和大宗批发销售的大规模商业资本。 清代江南的棉布字号基本集中在苏州，尤其分布在陕门的上塘街、下塘街。 正所谓“苏布名四方，习为业者在陕门外上池，故称字号。 漂布、染布、看布、行布上各有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起火”。 从康熙九年到乾隆六十年，苏州府、县官府先后八次响应字号号召刻成的禁踢碑矗立在升门外的广济桥场，道光年间的两个禁踢碑也矗立在升门外上塘街的新会馆里。 康熙三十八年由惠州休宁人陈士策创办，此后一直存在到徐扬作画时的“美孚号”，在陕门外登上津桥。 图中“食客自己放布匹”的把戏，在陕门外的上塘街二楼上演得如火如荼。 “本客自置布匹”是指将布店尺寸加工而成的布匹。 “本庄”是指收购棉布的布庄。
明代，商人多委托布牙收购布匹，进入清代后，随着棉布经营竞争的激烈，字号以出庄的形式分赴各产布镇直接收购。 有名的产布町朱家角的本色布是“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购的”。 该棉布字号干隆四年有45家，其中明后期已存在的汪益美字号销售额最大，一年销售百万头，益美布遍天下，滇南漠北，无处不美益美。 “永盛”、“大通”是行号。 和丝绸产业一样，苏州是棉布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图上。
图中染料染业共有4家：染坊(重复者3家)。 银朱、丹粉、各种颜料。 从明后期开始，苏州成为著名的染色业中心。 染坊兼有丝绸、棉布和各种色纱。 湖州、盛泽、濮院等镇织的丝绸产品，松江、太仓、常熟等地织的棉布，一般运到苏州染色。 因此，作为三大官营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和棉布加工业中心的苏州，在清代染色业更加发达。 康熙五十九年，苏州城专业染坊和字号兼营的染坊达64家。 雍正年间，染工从七八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染坊又增加了。 当时，苏州市内的染坊行业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 专门用于青黑深色的叫做青坊，元(坊)，浅色的叫做浅坊，染成青色的叫做青坊，染成黑色的叫做大红坊，染成杂色的叫做杂色坊。 这些染坊，原来主要分布在陕门外和虎丘一带。 康熙五十九年染业呼吁把碑立在广济桥场。 康、雍之际，山塘至虎丘河道多为染坊，“满河青红黑紫”，严重污染环境，当地士民联名公要求禁止在该地设立染坊。 干隆初年，染坊大多因河流流量大，似乎迁移到了难以污染的娄门外。 因此，据地方文献报道，“被卢门染作，各处也有”。 徐扬的照片中也描绘了染坊的市招。 《姑苏繁华图》第22家店是“切成红色巧妙地染色的染坊”的广告集号。 关于为染坊提供原料的颜料店，乾隆年间，苏州市因要求禁革而无偿当官的颜料店有33家，其碑文也矗立在广济桥场。 徐扬画笔下的“银朱丹粉各种颜料”的市场招聘，横跨陕门下三个门面的大楼。 徐扬可以看出这张图完全是根据实物临摹的。
图中蜡烛业共5家：香烛。 进北京的蜡烛。 牛油蜡烛。 福兴号，自选进贡桝油坚烛，香烛纸马，进京烛。 牛油蜡烛。 这里的蜡烛指的是香味和蜡烛两种东西。 蜡烛既是照明物，又是迷信用品，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其原料主要是牛油和乌梯木。 苏州蜡烛业极为兴盛，而且几乎都是由浙江绍兴商人经营的。 道光初年，绍兴人在原长吴三邑各处开了蜡烛店，城乡共一百多家。 到道光8年间，蜡烛行业的店面有49家。 这些同乡同行绍兴商人，为了筹款成立了金兰会，会所就在金阊南洞子门外； 道光二年成立了东越会馆，馆址位于升门外的三乐湾。 樱油业于嘉庆二十四年在升门外的水信巷买下土地，后来设立了樱油公所。 蜡烛业和油业活动的地方，就在当时徐扬画征“牛脂香烛”市的那一带。
照片中的酒业共有4家。 酒坊( 2家重复者)。 烧酒。 三益号制造名酒。 酒坊、烧酒、自制名酒等，只有酿酒坊左右。 苏州酿造的酒，十月酿造者最清冽，名为“十月白”。 用木香、豆蔻、金橘混合而成的“苏州酒”也很有名，“香凖超胜”瓶装，畅销远近。 干隆初年，木渎一带又盛行蒸馏当地优质大米酿酒，名为烧米，利润丰厚。 苏州最有名的是用清水、白曲和白米做成的“三白酒”。 《姑苏繁华图》第5家店是“精造进京三白名酒”的源盛号。 代替客人销售的是酒商店，道光年间建立了钏源公所。
图中凉席业共6家：虎邱名席、定织细席。 虎邱名席，细席(两个门面)。 定织细席(重复者3家，其中1家2家的门面)。 芦席老行。 虎丘出席铺席子早在明代就有名了，正德《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说：“席，虎丘出者好，其次出洼墅。 将杂色图案穿插在一起成为花草的角色，是廉价的座位。 ”清代虎丘织席比明代还广，“环山居民多织芝，织席为业，四方称虎须席，极为细密，连他处都望尘莫及”。 康熙年间，虎丘上专门开着草席。 虎丘寺西织席之地有席次。 座位的种类也非常多，“其名有五尺、加广、客满、独居之别。 只要准备几个坐垫、枕头，修得又短又宽又窄，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个公式了。” 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挑草、打草、织纹、印花的工艺，“无与伦比”，说明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确定织法。 实际上，虎丘市的上座，不仅聚集了当地，也聚集了光福、洼墅、黄源、望亭等附近乡镇生产的东西。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是从山塘到虎丘画录三个座位的店铺，而且店里还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座位，是当时虎丘草席生产兴盛、集大成、名声大振的象征。 图中市申办大多表示虎丘的名席可以“定织”，也是当时实际生产方式的反映。
油漆、漆器业共5家：桐油(重复者2家)。 桐油、生漆。 盒式盘，漆器。 漆器、柜箱、自制嫁衣漆器、招牌老店。 苏州漆器与玉器同样有名，漆有明光、退光等分工，隔离、拔黑、彩添等都很好。 道光十七年，苏州漆业向其性善公所捐款，人数达500多人，其中仅住在升门上下塘的同伴就达97人。 漆器业的商人主要是江西人。
铜、铁、锡器业共5家：铜器(重复者2家)。 打铁。 种田的器皿。 锡器老店，精致的锡器。 乾隆年间，苏州铜、锡、铁器等铁匠多来自无锡，至少有十几家作坊。 铜业有铜打等。 王东文铜锡最有名。 照片上挂着“造田器”市招募的打铁店。 位于石湖越城桥边，火势蔓延，两个铁匠正在锻造农具。 《姑苏志》第10家店有“精造铜锡器”的大盛号。
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业共8家：金珠。 金珠老店。 穿上翠西。 金银首饰。 口文斋金银首饰。 金珠、金银首饰、首饰老字号( 2层楼，3家门口)。 决定贴上红金的标签，再贴上红真金。 玉器，古董。 苏州金业或金珠铺户成立为圆金一业，嘉庆初年设立圆金公所，后敲锣金箔者成立为丽泽公所。 从事金银首饰制造的叫银楼业，同治年间成立了安怀公所。 《姑苏繁华图》第7家店“便利店兑换倾销银店”的聚茂号。 此外，他还专业从事铜器及银饰包金加工行业，管理各行各业，互不混淆。 天宝楼珠宝、王信益珠宝最为有名。 苏州的玉器制造业特别发达。 作坊主要分布在葫芦门专用巷道和天库前吊桥一带。 的玉器质地晶莹润泽，为立体器物或玉佩属，造型独特，轮廓清晰，是一件轻薄的作品，厚薄均匀，精致透明的玉器，工艺奇特。 乾隆年间，新疆叶尔羌等地发生多起玉石走私案件，都是将玉石运到苏州雕琢，然后销往各地的。 苏州玉器久负盛名，清廷的玉玺、玉册、玉宝，以及一些图案装饰的各色玉器，也往往经过苏州的雕琢。 古玩苏州在清前期有着极其兴盛的市场，该地主要位于专用胡同。 清代豪绅的三大爱好之一是“讲古董”，玩古董在苏州很流行。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4家店是“文房古玩”的姑苏仿古斋。
鞋帽、手巾业共有14家。 是衣服。 衣庄。 穿庄送客。 大茂号衣庄，不二价。 原收容所，按号码作客。 三进斋朝鞋。 靴店。 三进斋鞋店。 三乐斋袜子店。 手巾。 自制手巾。 手巾店。 手巾。 帽店、帽行、帽店向冠，冬夏丝绸向冠，客源不误。 明代万历时，杭州人张珺说：“四方重吴服，吴益服事。” 苏州的服装，自自明以来引领着全国的潮流。 干隆四十五年，苏州成衣业在升门北正三图地方设立公所，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战后容易重建。 成衣业中的寿衣业、道光年间也建立了安仁公所。 估衣业于咸丰年间设立云章公所。 帽业在苏州又称瓜帽业，道光年间设立公所。 设立公所是行业实力的象征。 徐扬画的乾隆在二十年代，正值苏州成衣业兴盛之时，且在图录范围之内，所以徐扬在金阊间画了几座衣庄。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1家店是“京式朝冠”天奇斋。 世春堂油鞋、锦芳斋钱包、三珠堂扇袋、张汉祥帽子、朱可文香饰、吴龙山香粉、黄国本手巾、李正茂帽纬都是服饰行业的名牌产品。
图书书画文化用品业共有10家，为法帖。 书庄。 湖笔。 用纸招呼客人。 试卷。 冠军试验用具，三次名笔。 大雅堂书坊、古今书籍、书坊(二层楼，二间口)。 名人字画( 2家重复者)。 装饰。 大雅堂书房里堆满了书。 苏州是著名的文化中心和科举人才中心，刻书印书、加工纸张极为兴盛，时文选书有名，文士活动十分活跃，文化市场特别发达，士子、旅及外国贡品经常在那里购买文化用品和字画。 清代刻书，“吴也、越也、闽也。 ……以其精吴为最，……以其直重吴为最”，苏州刻本质量和价值最高。 康熙四十九年，苏州织造李煲先后两次，旨在印行御批《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1600份。 康熙五十五年又多次刊刻康熙御制诗集。 钱泳还说，苏州的书质量不如前，“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写的书，如《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资治通鉴纲目》、《佩文斋书画谱》及《骈字类编》诸书，尚可大雅堂书坊是明代以来著名的刻书坊，万历二十四年薛瑄撰写的《渊鉴类函》和崇祯八年黄道周篇《五礼通考》两书由大雅堂刻字。 干隆年间，金阊间有文雅堂书坊，曾印过商书《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等书。 《博物典汇》第8家店是知育堂书房。 书画艺术乃苏州人称雄，所谓“艺推吴门”。 装饰是书画装裱。 苏州书画业发达，装裱业一个人走在海里，拿料干净，扫帚均匀，糊里住宿，很费事。 名画裱起来，价值倍增。 干隆时，“海中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饰苏工”。 因秦高手徐名扬、张子元、汇昌等一时成名，钱泳说：“装饰以本超朝为先，各省中苏工为先。” 苏州装裱工人在杭州、扬州、北京等城市也很活跃。 画在山塘街、桃花坞、北寺塔前等地最显眼。 与桃花坞、北寺塔的雕版刻字不同，山塘街的画屋画着大大小小的画框，画的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山水、花草、玉毛等，仕女画尤其工。 纸的加工自宋代以来就以彩色纸而闻名。 清代徐扬作画的乾隆二十年代，苏州有印花作坊三十四家，分工细密，染有印丹素、胭脂、红金、巨红、笺金、丹红、沙绿、山木红、蓝等各色纸。 《示我周行》第17家店是“选料用纸便签作客”的芳风馆。 湖上的钢笔来自湖州。 纸张来自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区。 康熙五十七年，福建上杭县部分纸商六签纸庆在升门外向津桥东集资兴建汨州会馆。 可见实力非同一般，苏州的纸张需求量巨大。 嘉庆元年苏州的江西商人建造会馆，捐赠的有南昌府纸货商人、山塘花签纸商人、德兴县纸货商人、桐城县纸商人等。 乾隆时期，青莲室书笺、钱葆初、沈云峰笔，均为名品。 “三次名笔”、“状元考具”等是科举考试用具。 因为苏州是科考最繁盛的地方，所以这类物品自然十分齐全。
灯笼业共有5家：灯具店。 灯局。 灯笼。 灯笼铺的纱窗。 制作各种纱窗、雅式纱窗。 苏州点灯，自宋以来名噪一时，苏州出了一缕薄纱如蝉翼，各种纱灯大放异彩。 还有琉璃灯。 最初来自粤东，苏州人把玻璃破碎入炉重熔，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灯、台灯。 大小不一，该市也集中在山塘。
竹器业共计4家：竹器(重复者3家)。 精工印刷。 沈朝初《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语云：“苏州好，竹器半途而废。 字松鱼糜是竹席，月有几石芬芳。 斗室应该轻放。 ”苏州生产的竹器，“榻榻米、桌椅、厨房和小孩子上车、摇床、床栏、熏筐、桌子上，都是轻便可爱的”。 竹器店多在半塘普济桥一带。 原来用竹子刻的笔筒、棋子、墨床等文具雅游戏因嘉定所出而闻名，清前期也迁往山塘街。
窑器瓷器业共7家：窑瓷器（重复者2家）。时款瓷器。本窑缸坛发客。选制官窑各款瓷器。碗器。砖瓦石灰。瓷器多来自江西景德镇，也多江西人经营，所谓“豫章以瓷器、竹、纸”为主。苏州窑器生产在城北齐门和北郊陆墓一带，“坚细异他处”，明代以来即承造工部精品。一般盆坛砖瓦制造随处多有。图中墙上有着“本窑缸坛发客”大幅市招的一家窑货铺，就座落在石湖越城桥畔。
粮食业共16家：米行（重复者5家）。粮食（重复者3家）。口口粮食老行。枫齐粮食。照枫粮食。豆饼（重复者2家）。粮食油酒。粮食，油酒，豆饼，名酒（三间门面）。粮食油酒豆饼老行，公平交易。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明代后期起所产粮食已逐渐不敷供应，入清后，随着粮田比例的下降，人口的迅速增加和酿酒醋酱等工业用粮的大量耗费，江南粮食供应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严重。苏州同时还是浙东乃至福建沿海的粮食转输中心，不少粮食被转运到了那些缺粮区。这就使得江南每年要通过长江输入长江上中游的米粮，通过运河输入华北地区的豆麦杂粮，通过海道输入东北地区的豆麦、豆饼等，其数量在雍正、乾隆年间多达每年2600多万石。苏州的粮食市场，集中在城郊的枫桥和北边的齐门。枫桥系运河所经，是明代以来江南最大的米粮转输中心，人称“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康熙年间，当地的洞庭西山米商为了摆脱镇上米牙的控制，特意在镇上设立会馆，让洞庭米船直接开进会馆，低价出售米粮，增强了竞争力。乾、嘉之际，枫桥一带米行多达200余家。苏州城中斗斛也以枫桥米行斗斛为准，反映出枫桥米市的规模及其影响。江南每年输入数百万至一千万石大豆，以致足立启二认为大豆、豆饼已经成为清代中期第一位的商品。江南输入大豆主要用于榨油磨腐素食，豆饼用于肥壅稻田和棉田。通过海道的关东大豆由太仓刘家港转输苏州。乾隆十七年，在刘家港开设豆货杂粮字号的胶东商人达31家，安徽和江苏商人达59家，源源向苏州转输豆货。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11店为“长路粮食”的源发店。米豆行在苏州城中也多散处。米业在乾隆年间在胥门外水仙庙设立了公所。又为了统一价格，规范市场行为，每天清早到茶馆议价交易，称茶会。这种茶会，娄门、齐门在迎春坊，葑门在望汛桥，阊门在白姆桥及铁岭关。徐扬所画虽然没有涉及枫桥，但将苏州米豆业的重要性描绘了出来，而“枫齐粮食”、“照枫粮食”则将枫桥粮食市场的领袖地位揭示了出来。
图中钱庄典当业14家：当（两层楼，五间门面）。钱庄（重复者9家）。兑庄。兑换钱庄。兑换银钱（重复者2家）。典铺和钱庄构成清代苏州金融市场的主体，与经济生活须臾不可或离。苏州城中典铺随处可见。乾隆元年，苏州附郭三县共有290家典铺，成为清代苏州典铺数量最多的时期。徐扬所见宏敞典铺，正是现实面貌。钱庄的业务原来只是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到乾隆中期也兼营存放款业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商品流通量的规模日增，苏州钱庄也空前繁多。乾隆三十一年到四十一年，仅由山西商人在苏州开设的钱庄就至少有130余家。乾隆中期山西钱业商人的捐款碑就竖立在山塘半塘桥。 《忆江南》 第19店为源发当。徐扬目睹当时苏州城西钱庄林立的景象，所以在胥门至山塘之间反复描摹钱庄市招。
图中酒店饭馆小吃等饮食副食业共31家：名酒（重复者6家）。酒店。酒馆。素菜。馄饨。精洁馄饨（重复者2家）。三鲜大面。面馆（重复者2家）。大肉馒头（重复者2家）。包办酒席（重复者2家，其中一家二层楼房，六间门面）。和合馆，大肉馒头（二层楼房，三间门面）。五簋大菜，包办酒席。童叟无欺，五簋大菜。荤素小吃，家常便饭。本号包办各色酒席，五簋大酒（二层楼房，二间门面），各色小吃，家常便饭。茶食店心。上桌点心。各色果品。三元斋，状元糕。状元香糕，上桌馒头。乳酪稣。桂花露，玉露霜，状元糕，太史饼。苏州经济发达，生活水准高，消费能力强，当地人讲究饮食，酒楼饭店声名远扬。沈朝初《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词云：“苏州好，酒肆半朱楼，迟日芳樽开槛畔，月明灯火照街头，雅坐列珍羞。”清代苏州士绅有“穷烹饪”的嗜好和名声。流风所及，远近是尚。临近虎丘斟酌桥旁的三山馆，清初创立，原名白堤老店，“有往来过客道经虎丘者，设遇风雨，不及入城，即止宿于是”，烹饪之技，为时人称道，后又改置凉亭、暖阁，生意兴隆，虎丘山前后居民有婚丧宴会之事多在此馆举办，直到嘉庆时还存在。创立于引善桥旁的山景园酒楼，以美酒佳肴珍具见长。这两座酒楼，多筑在虎丘山下，址连塔影，点缀溪山景致，又地当孔道，所以颇著盛名，都兼具食宿、承办宴会功能。图中座落在桐桥的挂有“包办酒席”招子的酒楼，六开间，两层楼，三间中间成一折角，店堂雅洁宏敞，前临河，上有桥，庭园有树，背面倚山，颇有点三山馆的意味。三山馆所卖满汉大菜及汤炒小吃多达149种，举凡山珍海味，煮炒烹炖，荤素红白，应有尽有。其点心多达26种。“菜有八盆四菜、四大八小、五菜、四荤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六碗之别”，“盆碟则十二、十六之分，统谓之‘围仙’，言其围于八仙桌上”。一家酒楼菜肴如此丰富，名堂如此繁多，苏州一城之盛况更可想见。怪不得人称“苏人以讲究饮食闻于时”。而“金阊园馆，所在皆有”，若论数量，较之虎丘更多。图中的“五簋”，本意五种菜，在这里“五簋大菜”成为菜多菜优上档次的形容词。苏州小吃，名扬天下。小吃店，饼面店，熟食店，到处都是。乾隆《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说，吴中食物有因时而名者，有因地而名者，有因人而名者。因人而名者如野鸭，以蒋姓著，谓之蒋野鸭；薰蹄以陈姓著，谓之陈蹄。乾隆时薰腊之业，又以陆稿荐出名，其用积年老汁薰烧，盛行京师。除了上述酒楼茶肆的吃食，出名的吃食在乾隆时以地名出名者，有安雅堂（酉包，左右结构）酪，有益斋藕粉，紫阳馆茶干，茂芳轩面饼，方大房羊脯，温将军庙前乳腐，野味场野鸟，鼓楼坊馄饨，南马路桥馒头，周哑子巷饼饺，小邾弄内钉头糕，善耕桥铁豆，百狮子桥瓜子，马医科烧饼，接驾桥汤团，干将坊消息子，虎丘蓑衣饼；以混名著名者，有野荸荠饼饺，小枣子橄榄，曹箍桶芋艿，家堂里花生，小青龙蜜饯，周马鞍首乌粉等，都是有名的土特副食品。 《忆江南》 第9店为“精洁肉食”的美好芳馆，第13店为“法制精巧果品茶食”的森禄斋，第15店为“荤素酒饭”的此奥馆，第16店为“精洁满汉糕点”的上元馆，第24店为“荤素大面”的美乐馆。采芝斋、稻香村等糖食店，还专门成立了糖食公所。其时苏州的副食品已十分注重质量，保持店号信誉，形成字号、地望、节令等方面的特色。
《吴县志》 将苏州饮食行业特别发达的场景如实地展示了出来。
医药业共13家：药室（重复者2家）。药材。参贝陈皮。川广药材，登楼看货。参药老行，川广云贵杂货。万应膏药，万病回春。川贵药材，道地药材，膏丹、人参、丸散（二层楼房，四间门面）。道地药材，丸散膏丹，内店人参，药酒。兑发人参。内店人参，不二价。陈皮。大方脉叶。苏州出名医，也多药铺。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2店为“拣选道地川广药材”的保和堂。苏州药铺有每年端午免费赠送苍术白芷的惯例。药铺定例，购买饮片如不合意可以退换，而丸丹膏散概不退换。咸丰年间饮片药铺同业在旧学前成立了太和公所，“讲求采药之道地，考博炮制之精良”。苏州所制各种以锡瓶装的饮露，分门别类，对症而饮，多达40余种。虎丘仰苏楼、静月轩所制花露；乾隆年间戈氏开设于枫桥凤凰桥西首的裕庆堂，所制戈氏半夏，专治痰喘咳嗽，均驰名四远。它如步蟾斋膏药，雷允上药材，都是膏药中名品。雷允上开设的药铺即雷诵芬，在碑刻中曾多次出现。外地运来的药材主要集中在南濠，所谓“南濠之药材”。经营药材的商人主要是江西商人和河南商人。人参店多分布在阊门外大街，所谓“百货交集之区，而人参行尤盛”。徐扬在阊门大街绘录了高扬着市招有着四间门面二楼上下的宏敞药材铺，形象地展示了红火的苏州药材市场。
图中烟草业共7家：名烟（重复者2家）。浦城建烟。大文号烟店。各色名烟，浦城烟行。名烟杂货。浦城烟行。当时南方种植烟草最多最早的是福建与江西两省。在苏州经营烟业的主要是福建、河南、江西和安徽宁国府商人。福建和河南烟商称为“公和烟帮”，专门贩运福建、江西烟箱到苏州销售。他们于乾隆年间在阊门外阊四图建造会馆，开设烟号，修筑公和烟帮码头。福建汀州永定县的皮丝烟帮还曾计划在苏州建立龙冈会馆。宁国府属泾县、太平两县的烟商也于乾隆年间在阊门南城下设立宣州会馆，以后势力还不断发展。而苏州连同城郊业烟者，也在胥门外建立太平庵，作为烟业公所。图中的烟业市招正好主要出现在这些地段，确是形象写照。 《姑苏繁华图》 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浦城即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图中有三处浦城烟的市招，说明浦城烟叶在苏州烟草市场居于支配地位，也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经营。
图中南货业共5家：南货。南北杂货。金华火腿。白鳖银鱼老行（二层楼，三间门面）。宁波淡鳖，南京板鸭，南河腌肉，胶州腌猪老行（三间门面）。金华火腿、南京板鸭、宁波淡鳖都是名产，苏州市场自然有售。南河当指山东、江苏苏北一带。苏州市场上的金华火腿很可能主要是由金华商人经营的。乾隆十五年，金华商人在苏州阊门外南濠大街建成了会馆。苏州市场上的腌腊等货主要来自苏北、山东、东北等地。乾隆年间，山东兖州和江苏徐州、淮安、扬州、苏州五府商人在胥门外创建江鲁公所，“公议凡属贩运腌腊、鱼蛋、咸货等货，花生、北货等货，到苏投行销售”，可见经营者主要为苏北和山东商人。乾隆七年，以扬州府高邮、宝应县商人为主体的从事“腌腊鱼货，汇集苏州山塘贩卖”的商人，多达240余人，其高宝会馆就座落在阊门外潭子里。可见当时阊、胥之间腌腊店铺众多，货源充足。苏州南北铺最有名的是孙春阳南货铺。该店明后期始设于吴趋坊北口，后来移至皋桥西偏，清前期一直兴隆。其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铺面设置如州县衙门，设有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和蜡烛房六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这一最出名的南北货店，至少存在了240余年，引起过清朝诸多名家的注意。徐扬作为苏州人，当也熟知此店。他在阊门外山塘桥堍绘下了浓重的一笔，记录了两家南北货腌腊店，一家挂有4幅共18个字的市招，一家为三开间二层楼房，对照文献，其真实程度堪称极为难得。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6店就有“火腿鱼鳖行”的永吉号。
洋货业共2家：洋货行（重复者2家）。洋货是指从外洋来的珠玑、象犀、苏木以及西洋舶来品等外洋物品。苏州洋货业据说嘉庆中同业在梵门里萧家园成立了咏勤公所，或谓在鸦片战前据说并无独立行业，而附属于绒领业。山塘街就有不少出售自走洋人的洋货店。经营洋货的主要是福建、广东商人。道光十年，福建商人为三山会馆捐款，其中洋帮32号，为第一大帮。
油、盐、糖、杂货业共17家：油行（重复者2家）。官盐。糖行。杂货。南北杂货（重复者3家）。杂货老行。京苏杂货。苏杭杂货。苏广杂货，发客不误。川广云贵杂货老行。小磨麻油。官盐、杂货。复兴号，杂货老行，云贵川广各省杂货老行（二层楼房，三间门面）。窨清菜油。苏州为全国都会之地，所谓“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也可喻此。盐来自松江，官方专卖，所以称“官盐”，声明非私盐。盐舟聚在南濠，转输村镇，所以图中木渎镇标有官盐铺。江南人喜食甜，糖需要量大。糖来自广东、台湾，经营者多为闽、粤商人，上海人褚华称“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时，江南市场上的糖三分之二来自广东。江南人喜食菜油，故市中榜以“窨清菜油”。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25店即“发卖青桐菜油”的恒丰号。
酱菜业共5家：酱园。上用小菜。甜酱小菜。秘制小菜。伏酱。苏州甜面酱，天下闻名。“四时可造，伏中者佳”，所以酱店榜以“伏酱”之名。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20店为大有号酱园。酱坊业，同治时分为徽、苏、宁、绍四帮，多达86家，有酱业公所在东城颜家巷。酱店则分布在全城，向酱坊拆销酱货。上用小菜指皇帝也曾用过此类小菜。康熙、乾隆南巡回程时当地进贡了不少苏州小菜。
柴炭行3家：炭行。上江青炭。柴炭老行。炭为木炭和煤炭，苏州所需全从外地输入。木炭主要来自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上江青炭”当指来自长江中游的木炭。嘉庆元年为江西会馆捐款的炭货众商，实力不小。煤炭主要来自河南、山东，多由宁波、绍兴商人经营，清后期在南濠街建有煤炭公所。
皮货行1家：皮货行，皮货发客，皮货行（二层楼房，四间门面）。“牛皮一业，集于阊门”。苏州硝皮业，主要由金陵人为业，清初兴起，嘉庆年间在城西北隅隆兴桥创立裘业允宁（或谓允金）公所，在阊门从客贩处收购牛皮，加工成军装、马靴、马鞍、皮鼓、皮箱、雨靴等。图中座落在阊门大街的极为气派的皮货店，当是皮货批发店铺。
麻行1家：麻行。麻行当为麻线麻绳行。苏州麻的交易量相当可观，“白麻一货，盛行于苏”，雍正十二年江西商人修建万寿宫，白麻一业“按每担抽赀四分”捐款，“一岁之内即可集赀八百两有余”，年交易额达20万担。
猪行1家：猪行。猪行是代客交易生猪的场所，主要由常州府无锡商人开张，乾隆二十七年在山塘莲花斗设有毗陵公墅，后为毗陵会馆，俗呼“猪行会馆”，“凡有各属猪客来苏投行销售，按来货之多寡，视销路之滞速，评定行市，代客买卖”。
果品业2家：各色果品。四时鲜果。四时鲜果是水果铺。经营南方水果的多为福建商特别是福州商。道光十年重修万年桥大街三山会馆时，就有青果帮商人16号。
乐器店1家：凤鸣斋，琵琶弦子（楼上下）。弦子乃三弦的俗称，与琵琶同为评弹的乐器。琵琶弦子当即意示乐器店。苏州为丝竹戏曲之地，此物万不能少。康熙五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曾遵旨在苏州选送做乐器人进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州乐器业的发达。
扇子铺2家：雅扇（重复者2家）。雅扇当系扇子铺，折扇、团扇、葵扇均会有。顾禄称山塘数十家扇肆中的芭蕉扇叶“多贩于粤东之客”。广东新会盛产葵叶，新会商人将其贩至苏州，因而在山塘桥东建有冈州会馆，俗称“扇子会馆”。折扇制造则苏州代出高手。团扇，有绢有罗，“淡描浓绣，多行于他省及居民新嫁女郎送夏之用”。扇柄以影漆及紫绿色雕刻书画、中嵌泥金者为上，顾震涛说的以人名而著名的王素川刻扇，就是指扇柄上的雕刻。这类扇子铺，仅山塘一地就不下数十家，在东西两山庙聚行定价。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第18店即“精造进呈宫扇”的卿云馆。
船行共3家：船行（重复者2家）。舡行（二间门面）。船行是代客运输商品和运送客旅的服务行业，商品必由在官府备案的诚信船行承揽运输方才保险。乾隆中期人吴中孚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就明载：“写舡非近邻熟识者不可自惧，必由舡行立票，前途吉凶得以知之。间有歹人窥视，亦思有根脚施识，不敢为匪。倘省牙用自雇舡只，人面生疏，交（即狡—引者注）人得以行事。因有谋故，可不慎之乎！”船行船户接受客商或货主委托，清点货物，与委托人订立承运合约，接受全部或部分运费，按委托人要求，将货物运交指定地点或指定提货人。 《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 又收有一封运输信札活套：“飞翰并银若干悉已收到。谕置货随照单，星衣（夜—引者注）买就，俱拣选精好，各依字号装封。今交某（足、船）赶速运来，祈逐项验明收入，其（脚、水）力已付若干，交清货物，该找若干。肃此奉复。”像苏州这样的重要工商城市，船行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婺源县生员詹元相前往江宁应乡试，在苏州，买物游虎丘，从虎丘搭船前行；三年后再次应考，又在苏州花银1两3分，“叫船至丹阳”。徐扬绘录的三家船行有两家开设在货物集中地枣市街，另一家设在阊门，真是现实的反映。
图中茶室共6家：茶室（重复者4家）。太平茶室。松萝茶室。松萝即安徽松萝茶。茶室是人们休息、交流信息甚至洽谈生意的场所。沈朝初《商贾便览》 词所谓“苏州好，茶社最清幽。阳羡时壶烹绿雪，松江眉饼炙鸡油，花草满街头”；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商贾便览》 所谓，“十家点缀三茶室，一里参差数酒楼”，都是苏州遍布茶室的写照。乾隆年间，虎丘“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而且大多“筑危楼杰阁，妆卖书画，以迎游客”。这种风景优美的茶室与闹市中的茶肆不同，主要为游客服务，或临河筑室，或依山而设，顾客品茗赏画观景，既纳凉，又览湖光山色。而且其时茶室还以女子迎候招揽生意，章法《忆江南》 有谓，“珠明寺畔著家排，漆水鲜明字又佳。底事不能邀顾盼，不如肆馆活招牌”。字招与佳丽，成为吸引顾客的有效手段。徐扬图中的茶室，既有阊、胥闹市茶肆，又多名胜之地雅座。
澡堂1家：香水浴堂。“香水浴堂”是明代以来对公用澡堂的雅称。明人郎瑛《竹枝词艳苏州》 记，苏州的公众澡堂，“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这种“香水浴堂”，在清代已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制定不同的价格，分为三种：一种是砌石为池，屋顶砌成团瓢状，池后为巨釜，外形似池，辘轳引水，穴壁而贮。一人专执炊火，池水相通，逐渐加温。这种澡堂称为馒头顶混堂，最为低级，价也便宜，一钱银子可洗一池人，往往是负贩屠沽者的洗澡处。第二种是白石砌池，覆以屋顶，号称清泉，是普通市民的洗澡处。第三种是版夹为室，室置一盆，两旁排列，下穿地弄，墙外举火，而火通于弄，下帷盘礴，价格较贵，每人需七分，但即使霜晨冰夕，也暖和春融，较有身份和阔绰的人通常入洗。苏州有混堂巷，可以想见混堂在苏州之普遍。
花木业共2家：四时盆景。各色花草，四时盆景。地方文献载：“虎丘人善以盘松古梅时花嘉卉植之瓷盆，置为几案之玩。嘉定人以白石为盆，长三四尺，用宣州石或英石砌成小丘壑，树长不逾二三寸，苍皮黛色，密集疏林，俱仿宋元人画意，望之若横披图卷。”其实花草盆景，虎丘山塘人最擅长。沈朝初《竹枝词艳苏州》 词谓：“苏州好，小树种山塘。半寸青松虬干古，一拳文古藓苔苍。”顾禄称，花树店，“自桐桥迤西，凡十有余家。皆有园圃数亩，为养花之地，谓之园场”。种植花草的人称为“花园子”，以接萼、寄枝、剪缚、扦插为能，“或有于白石长方盆叠碎浙石，以油灰胶作小山形，种花草于上为玩者”。花草种类繁多，盆景则蓄短松、矮柏、冬青等，都以错节盘根、苍劲古致为胜；花卉则有梅、杏、李、桃、草兰、玉兰、海棠、牡丹等百来种，草木则有翠云草、醒头草、阶沿草、吉祥草、怕羞草等；树则有铁树、棕榈、芭蕉、仙人掌、寿星竹、白竹、方竹、紫竹等；结实则有天竹、佛手、香橼、葡萄、柑橘等20余种。这些花草，“大抵产于虎丘本山及郡西支硎、光福、洞庭诸山者居半。其有来自南路者，多售于北客；有来自北省者，多售于南人。惟必经虎丘花农一番培植，而后捆载往来”；或谓“艺花者率皆洞庭山及光福乡人，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可见苏州山塘虎丘花市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花木市场，不但当地所产不少，而且远近各地所产也集中在那里，并经更加精细的培植，才上档次，销价高。乾隆年间，花商就在山塘街下塘建立了花商公所。徐扬面对山塘虎丘花市的姹紫嫣红，就在半塘桥堍和虎丘分别绘录了各有三开间的四时盆景花草店，店中各色盆景，鲜花绽放。
图中客栈业共3家：客寓（重复者2家）。栈房。三家客栈都分布在胥门附近，那里有姑苏驿，是商旅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当是实录。
其它行业共11家：天元号。刻字处。写刻匾对。胭脂宫粉。灯草老行。神相（重复者2家）。命馆。命相遇神，六壬神数，搜精口口（楼上下）。测字。太平醮坛，福国祐民。穆大展刻字，谭松坡镌石，都颇有名。胭脂宫粉是化妆品。灯草既可点灯，又可作迷信用品，江南人信鬼神，此类店铺自有大用场。算命测字摊位之多，可以想见其时众人之心态。作为苏州人，徐扬自然熟知当地人习性，在他的图中，没有漏绘这一种历久绵延的现象。
图中没有绘录木行类店铺。但是在胥门外的一摆渡处，两组大木簰正在吃力地通过，西岸边已经靠泊了几组小型木竹簰，有两人正在起运一捆竹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严重缺乏木材，每年要从皖南和长江上中游广大省域输入大量木材。抵达苏州的木材主要停泊在齐门东、西汇和枫桥，交易木材的木行也集中在那里，所谓“东西汇之木簰，云委水积”。乾隆三年，苏州有以徽州商人为主体的木商94家，木牙5人，可见其时木商店铺之多。
综上所述，清前期的苏州，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全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最大和最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江南地区最大的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全国少见的金融流通中心、刻书印书中心，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铜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独步全国的美味美食饮食中心，设施齐备、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徐扬以写实的手法，在《七修类稿》 中绘录了当时苏州实际存在的260余家店铺的招子，将苏州这一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都会之地、工商中心的繁盛市容全方位、直观式地展示了出来，为后人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文献以外的实景式的形象记录。至于“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商业道德揭橥市招，可见当时苏州市肆欺诈现象为常见，令人不禁联想起康熙《忆江南》 的描摹：“市井多机巧，能为伪物。始与交易，则出以尝试，外若可观，非信货也。能辨识之，然后出其佳者，价亦相去什佰。”而“不二价”之形诸文字，在强调决不讨价还价的同时，也有标榜货真价实的涵义。反映一个城市的繁华，绘有260余家店铺招子，这在明清时代的同类作品中是独一的，而且富有意义的是，这些市招反映的内容，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一一坐实。展示清前期苏州面貌的，既有汗牛充栋的文献，又有《姑苏繁华图》 这一写实的艺术瑰宝。
《苏州府志》 在展示盛清苏州工商市肆繁盛景况的同时，也对其时苏州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生动形象的写照。试择其典型者略作述说。
（一） 科举教育文化
“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明清两代，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及第人数多、比例高、名次前，在全国罕有其匹。清代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状元之多，以致康熙年间的苏州人汪琬在词馆日，将苏州状元夸为“土产”，令抑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徐扬绘图的乾隆前二十年代，正是苏州科举考试中第人数最多的时期。苏州之为人文渊薮，既得力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得力于塾学、县学、府学、书院教育的发达，还得力于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的良好风尚和义学等社会办学的善后举，家庭之培养，师友之提携，环境之熏陶，所有这些，使得苏州人在科场考试中居有最为显赫的地位。 《姑苏繁华图》 也有反映苏州人读书和应考的诸多场景。
灵岩山村前就有一家书塾，一位馆师似乎正在考查一个学童，另外两个学童正在看书，旁有一个仆役在洒扫。小小村塾的景象真切感人。此即徐扬在自跋中所谓“万卷书香，或受业于老师之席”的场景。
灵岩山牯岭之西，则有一座书楼坐落于茂林修竹之中，一长者正在挥毫，另一人正在冥思苦想。苏州的不少文人，就是在这种幽静的环境中完成考前学的。后述构造遂初园的吴铨，就是在他的“璜川书屋”训课其子的，后来其孙泰来终于高中甲科。
在山塘桥的西桥堍，还座落着一所义学。小门上写着“义学”二字。三间书屋中，塾师正在辅导九个孩童功课，其中一个被罚下跪，一个正在聆听讲解，另外七个在两间书屋内读书讨论。义学是为族中无力攻读的贫寒子弟而设的，最早创于北宋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清前期苏州义庄开始增多，大多设有义学，以供族人读书。工部郎中蒋文滂就在半塘彩云桥设立了义塾，以教族中无力子弟。清中期清节堂等慈善机构也设有义学。
苏州既为人文渊薮，府学、县学屋宇宏敞，生员众多，成为乡、会试的主力。在成为生员前，童生皆应参加所在县、府的考试，即县试、府试。 《姑苏繁华图》 就绘下了在苏州知府衙门举行的府试。大概因为考生太多，或者因为严肃监考，府试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在府学举行，而是安排在府衙。衙内披红挂彩，应试考生密密麻麻地挨挤在设于两庑的考场内，似乎考试正在进行中。大门、仪门重重关闭，各有官员严密把守，气氛森严，监考吏役似乎正在听候主官分配任务。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的景况。如
此庄重而又宏大的府试场景画，可能也是难觅其双的。府衙大门前临时高竖“天开文运”横匾，红底黑字，十分醒目，衙前站满了执事员役和围观者。衙前横街两旁牌楼，右首为“吴中天府”， 左首为“春申旧迹”，显示出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衙西为商肆，路北有“三元斋”糕团店，大书“状元糕”的红色招牌，路南是文具店，也大书“状元考具”、“三场名笔”、“试卷”等市招。这些讨彩口的市招，迎合了考生一心考个好名次的心理。所有这些，连同透过胥门城墙远远可见的苏州府学，木渎迎亲队伍中的“翰林院”、“状元及第”等道具，营造出了苏州浓厚的考试文化气息，使人自然地将苏州文化的昌盛与全社会注重考试的气氛联系在一起。（二）曲艺丝竹文化
苏州又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戏曲协宫商”。章法《竹枝词·艳苏州》所谓“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竹枝词·说苏州》所谓“不拘敷粉与烟薰，七八年头学戏文” 。清中期吴江黄匏子《续咄苏州》更谓“生得男儿貌可观，学须歌曲动人欢。男身偏作女身事，夜夜相陪大老官”。吴人本有善讴才能，擅长将水乡风光形诸于歌词，古乐府有《吴趋行》，唐初人谓“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游，国士之风”。自明后期“魏良辅创为新声，梁伯龙制为艳词”，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顾古调不作，兢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从此昆曲流行全国，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康熙时，据说苏州一地戏班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梨园子弟成为文人汪琬夸耀的两种苏州“土产”之一。雍正、乾隆时，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余个戏班，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域。据说苏州原无戏馆，民间凡酬神宴客，优人在虎丘山塘河中卷梢船上演出，观众坐在周围的沙飞船、牛舌小船上观看。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雍正时有人驾屋为戏馆，随后群起仿效，不久戏馆即多达30余家，戏剧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移到了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这些戏园，因为商家会馆宴客而产生，因而分布在市肆繁盛的金、阊一带。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人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徐扬生活的时代，正是苏州戏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姑苏繁华图》绘录的金、阊一带，又正是戏馆最为集中之地，所以图卷中有多处戏剧场景。
展开图卷，刚到木渎，在斜桥桥堍临河的厅堂内，有两人相对而座，其中一人弹奏着三弦，另一人伴奏，手持乐器似为琵琶，正是有名的苏州三弦琵琶弹唱。这是百姓人家自娱自乐的形式。康熙皇帝对三弦弹唱也怀有浓厚兴趣，曾要人问80余岁的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四美的回话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各各六次南巡，在苏州几乎每次开宴演戏。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在苏州连驻六天，苏州织造李煦每天进宴演戏。李煦甚至“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得皇上一笑”。如前所述，江南织造还曾选送乐器制作高手进京。乾隆时苏州评弹艺术已臻成熟，著名弹词艺人王周士曾奉召至御前演唱。可见徐扬绘录下三弦弹唱的场面，与实际符若印契。
后述木渎遂初园中则是一幅堂会场景。轩厅上座席环列，高朋满座，正在演出堂会节目。前轩铺有地毯若舞台，台上有青衣、童子二人演出，剧情似为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剧《白兔记》。图中已演至咬脐郎出猎追逐白兔而与母相见的一幕。坐地而泣者为李三娘，肩担木桶者即代母挑水的咬脐郎。这类情节的戏，江南人是百看不厌的。怀胥桥畔，又有一大户人家延请优伶在楼台献艺的情景。楼台正中红毡一方，一女子歌舞其上，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旁有乐师二人，一操琵琶，一操管笛，为之伴奏。厅堂上端坐二人，稍向前倾，大概一客一主，旁有侍者二人趋候，邻家闺阁女子也掀廉谛听。当时虽然已多戏园，但条件优裕之家仍喜招请戏班在家中演堂会，自在而惬意。像璜川吴氏这样时当全盛的书香门第，举办堂会是最时髦的雅事。徐扬此图正是当时苏州文人娱乐活动的写照。
图卷在狮山之前，又是一番春台社戏场景。在高扬着“恭谢皇恩”的幡旗下，临河处一座扎彩的戏台，正在上演社戏。戏台上有演员三人，一黑衣男演员手持小铜锣，一女演员腰系花鼓，一公子模样者上前作调戏状。这可能是明代传奇《红梅记》中的一出《打花鼓》。这是乾隆时著名的时剧。戏台后部有乐手三人，即俗称“场面”。其侧有人正将一盘糕点送上戏台，似为祁求祛灾降福的祝愿吉祥物。台下观众人头攒动，足有数百人，四周还有人从田间小道或坐着小船赶来，有杖策的老者，也有随大人而行的孩童，还有负担前来做生意的小贩。台前已挨挤不开，后至者只能站在条凳上引颈而观，更有攀于树上者，立于船舱顶上者。戏台左边的席棚下，则站立着观戏女子。观者皆神情专注，懂戏者好像在为人指点解释。春台社戏是大众娱乐活动的重要形式。嘉、道时苏州人顾禄记道：“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蔡云《吴歈》云：‘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道、咸时苏州人袁学澜吟词道：“湖乡演剧搭春台，花爨名班城里来。江幔茶樯成哄聚，日斜人掠社钱回。村人春日演剧，名春台戏。”图卷中戏台左旁的女子席棚，正与章法《竹枝词·说苏州》的描写吻合：“台戏傍边搭小台 若高若低，若大若小，若远若近，上或遮日，旁无物挛，家家先送女人来。未开场候由人看，临了还看逐队回 半日神魂消荡，此刻悠然目送而已。”徐扬这个内廷画院供奉，并不仅画士夫堂会，而且照录了大众娱乐的热烈气氛。
在热闹场所阊门月城南侧，徐扬又绘录了一幅江湖卖艺场景。城脚下，一女子手持长竹竿正在表演走绳索，整个南码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楼上的商铺伙友也纷纷推窗观看。苏州这一富庶繁华之地，四方来此游串谋生的江湖艺人终年不断，有耍猴舞狮、飞叉吞火、小曲莲湘、十锦戏法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乾隆时人顾公燮说：“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其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乾隆《吴县志》也说：“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沾其余润，以丐其生。”图中出现的江湖卖艺场景，正是“游民亦得沾其余润”的生动写照。
仅仅一幅图，徐扬择取典型场景，画笔所及，兼及苏州戏曲文化从高雅堂会、三弦琵琶、春台社戏到街头杂耍的各个层次，以图卷的形式，较为全面而又形象地展示了清中期苏州戏曲文化的繁盛景况。
（三）婚礼习俗文化
康熙《苏州府志》载当地婚礼习俗谓：“婚礼通以媒妁，先纳采曰拜门，后纳征曰行聘，有道‘日有催妆’。……吴县西乡迎娶皆用小锣引导。女出阁，有踏甑跨鞍之仪，上百子花髻，以笄纬帐遮围之。夫家送酒二樽、鸡豕二物，曰‘合蹄鸡’、曰‘鸡鸣酒’礼。花灯鼓乐导引彩舆入门，有迎龙、牵彩、傅席、坐床、合卺、掠鬓之目。小舅十余龄者选亲曰‘保嫁’，设席款之曰‘卯筵’。新妇三朝庙见，七日上现，以礼物见于舅姑，一月则归宁。”通过媒妁订亲后，男方就要向女方送彩礼、聘礼，以及逢年过节时的节礼，所以当地人称“日有催妆”。这是男女双方自送庚帖订亲到新婚后新娘回娘家的全过程。
《姑苏繁华图》则出现了两处婚礼场景。一处在木渎镇中心。河中一条扎彩大船，船头上歇了一顶四人抬花轿，轿子前有一人引领，轿子旁后站立着披了红绸的迎亲人夫，船舱内只剩二人在向外观望。大船右前方一条小船，一支11人的迎亲乐队，或坐或站，吹喇叭的，吹笙管的，敲锣的，打鼓的，正热闹着。大船前一条小船，挤满了擎着“翰林院”字样掌扇、“状元及第”字样纱灯的男男女女。婚礼船队正缓缓通过热闹的木渎中市。两岸以及临街店家住户多在观看议论着这支婚礼船队。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一婚礼场面，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张英霖、姚世英所作的图版说明称：“观前行之船所载书有‘翰林院’、‘状元及第’等字样的矗灯，似为状元府的迎亲船只。”秉琨在《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介绍与欣赏》也以“木渎镇与状元船”为分标题，认为“这大概是中了状元授职翰林院回乡夸官的游河船只，也或许是迎亲船”。实际上，当时民间娶亲也习惯用翰林院衔及官衙排场，以壮场面。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竹枝词·艳苏州》其七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习俗，谓：“平民娶妇轿非凡 不徒锦幔刻丝，并装细巧戏文故事，或五彩绫绢、纱罗、绸缎，巧扎十二宫人。至于崇基楼阁，悬列花灯，四抬四扶，八抬八扶，皆数见不鲜矣。四匹红罗仆作衫 非自己仆即亲戚家人，再不可得，倩人可也。然必朝靴金花，四人列于花轿之前。百对花灯 有充灯头者，家备艳丽宫灯、明角奇式红灯，与各乡宦官衔对灯、打灯。遇事一呼则人灯毕至。红黑帽 衙门可借，泛地可送，贪其酒饭与喜封也。或赁其衣帽自扮，或向社会那用，必有开棍鞭子，遇转湾处吆喝声长。至于临门升炮，尤其常事。高掮掌扇翰林衔 用红纸书‘翰林院’三字以贴之。今闻脚夫家‘肃静’、‘回避’金字牌，金鼓、旗、银瓜等件，无一不备。”这些记载简直就是对上述迎亲仪仗的注释。章法还记了一则轶闻：“昔苏州周卜二在维扬，维扬人卒问曰：‘何故汝苏州庶民俱不娶妇？’周曰：‘来也。’人曰：‘我前寓苏，见迎娶皆翰林院之伞与掌扇也。’卜二舌剑唇枪，时亦为之默然。”乾隆初年的王应奎也记录了苏州普通民人嫁娶喜用“翰林院”字样的掌扇以作仪仗：“苏俗娶妇者，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可见无论士夫庶民，每家娶妇时掌扇都以“翰林院”字样装扮场面，寓意子孙科第发迹。这一场景，并非状元婚娶景象。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使我们在文献记载以外能够一睹当时民间娶亲的现实情景。
另一处场景在黄鹂坊桥弄。夫家已将新娘接到了家。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红彩幔横披，红绸如意结飘垂，亲朋好友、大人小孩点缀其间，新婚人家一派喜气洋洋。花轿尚停在院中，嫁妆一字顺排在门外，正在陆续往新房中搬。鼓乐声中，室内婚礼正在进行。男方父母端坐堂上，在老者司仪的吆喝声中，已经到了二拜父母仪式，大红拜垫上，新郎已经跪下，新娘则俯身前趋，欲下跪拜叩舅姑。门外则贺喜的亲友正纷至沓来。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嫁娶朱陈，及时成礼”的具体体现。
《姑苏繁华图》中的这两处婚礼场景，将18世纪中期苏州民间婚仪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婚礼画面，弥足珍贵。
（四）园林胜景文化
苏州以市肆胜，也以园林胜。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崒（山律，上下结构），一篙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苏州自明中后期兴起园林砌造之风后，清前期再掀高潮。徐扬所见，正是苏州园林全盛时期。因而《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苏州的不少园亭胜景。
最早进入图卷的是座落在古镇木渎的遂初园。木渎在苏州西南30里，是南宋以来即有名的古镇。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就舟到木渎，登陆游邓尉、灵岩山诸胜，乾隆更多次到过木渎。大概正因为此，徐扬绘图起自灵岩山，由木渎镇东行。古镇不独工商兴盛，而且风景优美，有法云古松、白塔归帆、南山晴雪、斜桥分水、虹桥晚照、下沙落雁、山塘榆荫、灵岩晚钟、姜潭渔火、下津望月十景。这十景在《姑苏繁华图》出现不少。
遂初园在木渎东街，吴铨所筑。钤字容斋，康熙末年任吉安知府，归田后筑此园。全园楼阁亭榭台馆轩舫，连缀相望，垣墙缭以怪石，嵌以古木，中植嘉花名卉，“云林杳霭，花药参差”。沿着长廊西折至西南，为“拂尘书屋”，深静旷敞，林荫如幄，宜于休坐。经林丛而北，为“掬月亭”，俯临清流，倒涵天空，影摇几席，宜于赏月。自亭而东，随堤南折，为“听雨篷”，宜夜卧听雨。东为“鸥梦轩”、“凝远楼”，宜于眺览。登楼四望，馆娃西峙，五坞东环，天平北障，皋峰南揖。楼东为“清旷亭”，绮疏洞开，招纳远风，宜临风畅怀。自亭而南，拾磴级，穿梅林，耸然而高者，为“横秀阁”。登阁而放眼东北方，平畴万顷，阡陌纵横。另有“补闲堂”，平室深窝，交窗复壁，寒暑咸宜。遂初园在当时，不但木渎镇上园林无出其右，甚至在整个苏州也可谓“极园林之胜”。园既落成，吴铨请康熙五十四年状元、同时卸任告归的同乡徐陶璋为园作序，请饱学之士、日后成为翰林院编修的沈德潜作记。铨生在徽州之璜源，随其父侨居上海县，又由上海迁苏州，因以故里之名题其读书室，为“璜川书屋”。书屋蓄书万卷，皆珍本秘籍，如北宋本《礼记单疏》世所罕见。吴下知名士惠栋等皆前往切蹉，吴家遂以“璜川吴氏”而大著。吴铨在园中，“日取经籍，训课其幼子，暇则登高眺远，揽山色波光之秀”，优游林下。
吴铨故后，书籍散逸。铨长子用仪，号拙庵，又购书数万卷，多宋元善本；次子成佐，号嬾庵，也重新搜罗，筑书楼三间，题名“乐意轩”，列架而满。成佐有《乐意轩书目》八卷、《嬾庵偶存稿》八卷和《读史小论》二卷行于世。用仪子泰来，字企晋，号竹屿，才情明秀，又藉祖、父之余荫，得以常与江浙名士王昶、王鸣盛辈流连往返、觞咏其中，极一时之盛。十余年后，吴泰来于乾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二甲三十七名，成为清代木渎镇上的第一个进士。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泰来迎驾应试，赐内阁中书。后在京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被人目为“吴中七子” 。徐扬绘图时，正是吴家最为风光之时，也是遂初园气象鼎盛之时。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因兄弟争产，吴氏不但出售图书，甚至连遂初园也售于他人。叶昌炽有诗：“门外香溪送客帆，氛氲花药满灵岩。池塘犹绕孤山梦，兄弟何尝痛不咸。”叶诗描写遂初园胜景的同时，也对吴氏兄弟阋墙的悲剧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从此一代名园几易其手，先后归葛氏、徐氏，园也逐渐荒废。道光贡生长洲人王汝玉有诗感叹道：“诗酒风流一瞬余，尽多群彦集簪裾。荒园今日何人访，只我犹来说遂初。”光绪年间，又由自浙江宁海县卸任归居的横金西塘人柳商贤购得。未几，柳氏身故，园遂荒废。光绪末年，叶昌炽从甘肃归，亦赁居园中数年，采访遗文。到民国十年的《木渎小志》，遂初园已被列为了古迹，可见其时该园早已完全废弃。值得庆幸的是，徐扬在绘录木渎镇市井风貌的同时，也绘录下了兴盛时期的遂初园，后人得以从图上一睹遂初园的诱人景致。
过了胥门，在吴趋坊西城下，图卷中绘有布政司署旁的怡老园一角。明代苏州人王鏊，正德初入阁预机务，致政归里，喜居山墅。其子尚宝卿延喆仿照山中景致筑园以娱其乐，故名为“怡老”。此园临流筑室，旁枕夏驾湖，城墙雉堞环其前，闹中取静。园有“清荫看竹”、“玄修芳草”、“撷芳笑春”、“抚松采霞”、“闻风水云”诸胜，旁枕夏驾湖则为荷花池。王鏊在园中，与至好沈周、吴宽、杨循吉和弟子文征明、祝允明等，时有文酒之会，觞咏酬酢，尽情徜徉。王鏊自题有句云：“吴王消夏有残闉，特起幽亭谢要津。……绿杨动影鱼吹日，红蕊留香蜨护春。”文征明和作云：“名园诎曲带城闉，积水居然见远津。……江南白苎迎新暑，雨后孤花殿晚春。”师徒唱和，在标榜澹泊之志的同时，对此胜景佳构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康熙元年，王鏊宅园被改建为苏州布政司衙，而仍有园庭幽趣。
画卷到了山塘尽头接近虎丘，则是一派山水自然风光。较之于城中的名园佳构，山塘园林虽然没有假山回廊，粉墙花影，但山秀水灵，天趣自成，别有一种旷远恬静、不假雕琢的自然意境。袁学澜赞道：“夫其山塘七里，流衍胥江；水阁千家，门通画舫。旗亭赁酒，征歌尽是名姝；诗社题襟，夺锦每多才士。”这是文人学士休闲销魂的绝佳去处。山塘街两旁，名人第宅园林更是随处可见。如西溪有陆龟蒙寓舍；便山桥南有顾苓在塔影园故址上改建的云阳草堂，中有倚竹山房、松风寝、照怀亭等景；通贵桥东有明代大学士吴一鹏的玉涵堂、真趣园；半塘有王稚登寓舍，陆广明及其弟仲和宅，一代名姝董小宛宅；山塘有诗人娄坚寓舍，明末遗老姜垓兄弟寓舍；彩云里有万历时太仆少卿徐时泰的东园、西园，中有东雅堂，藏有校刊宋本《韩昌黎集》，堂侧高垅上有“瑞云峰”，由太湖石砌成，高3丈多，中有石屏，高3丈，阔20丈，“玲珑刻削，如一幅画图”。山塘花市，又四季有花，袁学澜谓：“垂杨多傍画楼生，烟月春江镜样平。压担红香争作市，山塘一路卖花声。”风景如画，花香扑鼻，传来阵阵卖花声，怎不令人如痴如醉。这也是明代以来七里山塘总是让人留连忘返时时萦怀的魅力所在。
虎丘更是苏州山林胜景的精华所在，所谓“虎丘于诸山中最小，而名胜特著”。虎丘一名海涌山，又称虎阜。相传吴王阖闾葬于山下，三日后有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唐避李虎讳改名武丘。虎丘虽仅为一小丘，但丘壑雄奇，林泉清幽，胜景万状，被誉为吴中第一胜景。唐宋以降，虎丘成为名闻天下的游览胜地。山顶有五代云岩寺塔。另有剑池、陆羽井、铁华岩、白莲池、憨憨泉、生公讲台、千人坐、点头石、真娘墓等古迹。虎丘还是少有的人文胜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虎丘剑池”四字至今犹存。虎丘上有元大画家赵孟頫寓舍，明人沈伯大的沈氏竹亭，徐有贞读书处，沈周寓舍，王庭的王氏别业，礼部员外郎袁襄的袁氏别业，文征明之兄文伯仁宅，制造眼镜的孙云球的宅第，清正廉明的苏州知府陈鹏年的寓舍等；剑池旁有明代大学士申时行的寓舍；山门左有清初著名文人汪琬读书的丘南草堂；云隐庵有明末文学家张凤翼读书处。明代崇祯六年，复社在千人坐上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虎丘大会，令后人回肠荡气。康熙、乾隆祖孙各各六次南巡，每次均游览虎丘，赋诗题咏。历代文人雅士吟诵之作更不知凡几。由图上观之，虎丘寺之殿宇建筑已尽在画中。自下而上有正山门、二山门、五十三参、三山门、大雄宝殿、千佛阁、伽蓝殿，最高处即云岩寺塔，山腰有石梁飞架两崖，俗称“双吊桶”，其下即著名之剑池。剑池又为虎丘风景最胜处，故“虎丘剑池”已成为苏州古老美丽的象征。《姑苏繁华图》后，乾隆末年有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卷前绘有《虎丘山塘图》、《前山图》、《后山图》、《虎阜十景图》等，虽然文物古迹罗列详备，但无彩色图卷的绚丽多姿。
综上所述，徐扬绘图的时代，正值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一轴《姑苏繁华图》，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阗市肆，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较之其前后的相关图画，《姑苏繁华图》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反映苏州繁华景象的，在此图之前，有王翚的康熙《南巡图》，在此图之后，有同为徐扬画的乾隆《南巡图》和乾隆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随从画的图，这些图不只描绘苏州，其关于苏州部分自然无法与《姑苏繁华图》相比。反映明清城市繁华的，在《姑苏繁华图》之前，有大约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反映南京风情的《南都繁会图》，大约成于万历年间的反映北京繁华的《皇都积胜图》，大约成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反映南京城南市井风貌的《上元灯彩图》。这些图都绘录了不少店铺市招文化场景，但若论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可以说，《姑苏繁华图》要远胜于以前的各种图卷；这些图皆无绘制确切年代，有的也难以肯定究为何地，因此要论时代之确切、描摹地段之明确，舍《姑苏繁华图》而无他。《姑苏繁华图》或许有些场景算不上精致，较之《南都繁会图》和康熙《南巡图》，其艺术水准或许稍有逊色，但其提供给世人的其时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却迥出其前后一两个世纪的同类画卷之上。《姑苏繁华图》堪称全面展示十八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市风貌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
来源：《史林》2003年第5期和《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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