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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侦探是陶寺队4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结合考古资料探索我国文献记载的传奇时代实践案例。 这个话题应该说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目前面临的一大课题。 也就是说，我们考古学家面临着挖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如何解读历史记载的历史话语体系中的一些问题呢？ 例如，尧舜禹时期，长期被认为是传说中的时代，作为信史并不存在，国际考古学界尤其是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 最近，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关于夏存与否，学术界有比较大的热烈讨论。 有两派的意见。 有的意见以许宏老师为代表，他也是我的同事。 他认为夏天是有条件的不可思议。 基本上，在文字能证明夏王朝之前，这个疑问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是否有夏天会打上很大的问号。 以孙庆伟先生为首，许多学者认为夏季是存在的，并相信这一文献的历史。 这场争论的焦点从根本上是理论上的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 考古发现的这些物质文化证据，先天存在一定的短板。 我们发现的考古资料都是零碎的，缺的，不能说。 那么，这份资料如何证明历史话语体系的问题呢？ 夏、早商，甚至尧舜禹，都是这样的问题。 考古学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在方法论方面可能需要一系列新的突破。 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方法论可能是我们考古学实际上是刑法学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的应用的逻辑。 我们发现的考古证据都来自地下，基本上和刑侦学的物证对象一样，本身就是物证，只要没有发现文字资料，就不会自己说话。 如果比喻不当，文字就相当于嫌疑人的供述。 在文字被发现之前，更多地下出土的这些证据是碎片化、碎片化、残缺的、有缺陷的，每个证据都可以被质疑，提出反证。 这是我们考古学的特点，也是我们的短板。 但我们考古学可以论证历史话语体系的问题，如尧舜禹，如夏。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最重要的方法论。 证据链形成后，只要指向一个结论，我们就可以确定案件。 这样的方法和刑法学一样。 不管嫌疑人自己认罪不认罪，坦白不承认，那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这件事是你做的。 这就是考古学论证和探讨文献记载的历史问题的方法论。 在尧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考古上重要的突破是尧的都城在哪里。 尧之都在历史文献中有一些记载，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山东定陶，一个是河北的唐县，一个是山西的临汾，古称平阳。 尧平阳的说法来源于《水经注》，这是一种比较正规的说法，但不能说是定论。 即使是尧都平阳，临汾的具体地点、哪个遗址，文献中也没有确切的说法。 所以尧在哪里？ 在历史话语体系中是模糊的。 如何与考古资料相对应，这实际上缺乏桥梁。 这座桥，文献考古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完整的考古证据链。 对陶寺与尧关系的最初认识，是苏纲琦先生。 他说，夏天之前，尧舜禹的活动地区就在晋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当时是“万邦林立”的状态，我们认为现在是邦国时代。 或多或少有很多邦国。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分布区域，同时也是该国政权的实际统治范围。
如果判断历史的精华在哪里呢？ 首先判断有可能。 据文献记载，尧都所涉及的河北唐县、山东定陶、山西临汾三个地方，正在寻找与龙山时代末期、尧舜禹时代基本相当的时间段内，是否有适合都城村落的超大型遗址。 在这三个地区中，我发现临汾有陶寺。 陶寺遗迹由上世纪50年代的文物考古发现。 发现时，分别是数万平方米的小遗迹。 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过反复调查和复查，才确定陶寺是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址，与尧舜禹时代基本相近，也就是尧都平阳、禹州阳城的夏季也有一定的契合度。 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陶寺遗址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以探索早期的夏文化，寻找早于二奥的早期夏王朝都城。 但随着近40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陶寺遗址与夏王朝都城关系不大。 如果排除将陶寺作为夏王朝初期都城的可能性，剩下的很有可能是尧都。 但是作为尧都，是否都的问题会先被解决，是否都的问题也会被解决。 我们在考古学上分为这两个阶段说。 考古学有判断城市的标准。 也称为都市考古学，或城市考古学。 通过半个世纪的中国都城考古实践，我们可以把这几点总结起来。 首先，作为都城应该有城墙的防御。 这座城墙包括外城和宫城。 宫城是保护国王的，外郭城是保护市民的。 第二，是宫城中组成一组的宫殿建筑群。 第三，大型宗教礼仪建筑。 它由王权直接管理，主要用于祭天、地、祖宗，建筑上为天坛、地坛、宗庙。 第四，特别是史前时代，都城应该有王陵区。 这些国王生前住在宫城里。 死后，必须埋在王族墓地里。 后来叫王陵区，应该就在都城附近。 第五，由工人管理的手工业工坊区。 这个手工业工坊区不是一家一家的手工业作坊，更像是国有企业，是王权直接管理的大型工业企业，占地面积大，有密集的手工业工坊区，有严密的管理和生产流程。 第六，作为国家行政的机构和行政设施，都有国库，应该是国家税赋、准备不足的必备设施。 作为最后的要件，东京都需要一般市民专用的居住区。 如果遗迹具备上述考古功能区的大部分要求，就可以认为这是都城。 试着整理一下陶寺遗迹40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并与这些都考古学的要求进行对应吧。 陶寺遗址位于今晋南地区，行政区划属于今山西省临汾市，汾河东岸。 现位于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外的陶寺镇。 陶寺遗迹包括现在的五个自然村。 陶寺、东坡沟、沟西、宋村、中梁村等地，总面积300万平方米。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挖掘。 最大的收获是陶寺遗址的两个区域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一是在遗址东北部，主要挖掘早期和晚期老百姓居住的地方，有大量房屋、垃圾坑、部分陶窑、少量水井，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构筑了陶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 另一个巨大的收获是在遗址的东南，挖掘了早期的皇室墓地。 该墓地约有4万多平方米，挖掘出的坟墓密集，估计有数万座。 当然，这上万座坟墓并不是同一时期的，而是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延续。
总共清理了1309座坟墓，初期集中了大中型坟墓，其中6座是国王墓，几十座以上是中型贵族墓，还有剩下80%以上的普通民众墓，几乎什么都没有。 早期王族墓地中最大的收获是王墓，王墓洞长几乎3米左右，2米多宽，随葬物品均在百件以上。 最能体现王权色彩的是彩画陶龙盘。 6座国王墓中，5座葬龙盘，4座保存完好。 陶器的盘子里画着龙。 这条龙的形状像一条黑鱼，也叫柴鱼，头上往下各长了两条角。 长角以后，就不像黑鱼了，成了成龙。 龙嘴里叼着植物。 关于这种植物大家也在讨论，也没有定论，但我个人认为龙嘴里说的这种草有可能是麻黄草。 我们知道麻黄草中含有的麻黄碱是冰毒的原料。 麻黄草在陶寺文化中被用作与神相通的致幻剂。 龙把麻黄衔在嘴里，象征着先王的灵魂与天神和祖先至上神——神沟通。 另一个象征王权的器物是鼋鼓，拿着大树干取出空腔，嘴里套着鳄鱼皮。 因为挖掘者在大木制空腔内外发现了鳄鱼骨板。 在中国，古代鳄鱼被称为鼩鼓。 《诗经灵台》有“鼍鼓蓬蓬”的说法。 王墓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木器，种类很多。 其中俎、案等，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木质家具。 王墓上出了一部分日用陶器。 玉器很少出土。 铜铃是由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陶寺晚期小墓(图)，是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意义重大，可能是礼乐乐器组合之一。 上个世纪对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分期，分为早、中、晚三期，结合碳14年代数据，三期的绝对年代大致为距今4300—4100年，中期4100—4000年，晚期4000年陶寺文化中晚期其实已经进入夏历年，但它有自己的特点，与夏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从1999年开始，陶寺遗址进入了现阶段考古发掘的新纪元，工作到今天，我们还在挖掘。 从1999年开始，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首先围绕陶寺是否为都展开。 我们不是先探索陶寺遗迹是否是夏王朝初期的都城，而是想看看它是否是都城。 在此之前，陶寺遗迹中没有发现城墙，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苏许琦老师和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规模如此之大，而且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明确表达王权特征的器物，80%以上的老百姓一无所有。 1%的王墓占初期王族陪葬品的大部分，不到20%的贵族占近100%的财富，认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阶级对立。 所以他们认为陶寺应该进入国家，很有可能，也应该有城堡的存在。 于是，从1999年开始，陶寺遗址考古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寻找城墙。 1999年至2001年，陶寺最先发现的是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
图一陶寺城址平面图
另外，关于宋村沟以西的部分，虽然挖掘了疑似城墙基槽痕迹的部分，但推测这部分应该是陶寺外围南城墙的残留部分。 因为没有被挖掘，所以至今没有被推算。 仅宋村沟以北的城址面积就为280万(图1 )，将来宋村沟以西的城墙被确认为陶寺中期外郭城的话，陶寺城址面积将超过300万平方米。 2001年时，陶寺中期的外郭城已经被确认，陶寺初期的城墙只发现了这么多，初期城没有被确认。 后来到了2002年，我接手，逐渐扩大了初期城堡遗迹的范围。 2013年的时候，在我原本认为的宫殿区，确实发现了宫城城墙，所以陶寺中期的时候，都城的要求几乎全部完成了。 目前，陶寺早期的城址并不大，主要由一个宫城和外城组成。 陶寺初期的都城从一开始就建造了宫城。 最初是长方形的战壕，首先包围了13万平方米的地块。 四角有角门() (照片1 )。 在陶寺初期稍晚的阶段，在宫城南部建造了小外城，保护下层贵族。 小外城建了城墙后，宫城的战壕不能开放，于是填埋宫城的战壕，修了宫城的城墙。 陶寺早期的城址包括13万平方米的宫城和南侧近10万平方米的小外城，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左右。 城堡的面积不太大。 但初期都城聚集的地方从初期王族墓地到北初期地坛，范围约160万平方米，应该是龙山晚期的超大型遗址。 陶寺初期的都城功能区划虽然不是特别的成熟规范，但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眉目。 宫城两侧为普通居住区，东部普通居住区东侧为库区，南为贵族居住区小外城，宫城东南部为王族墓地，宫城西北部有祭祀地地坛。 到陶寺中期，城址变成非常规的双城制，宫城保留下来，增建了宫城北西角和东南角的排水渠(图1 )。 同时扩建了巨大的外郭城。 下层贵族聚居区的小城被废弃，库区继续保留。 这种宫城和外郭城模式，开创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基本模式，一直延续到后来明清的北京城。 中期王族墓地设在东南部一个小城镇，占地10万平方米，与早期王族墓地是不同的茭域(图1 )，早期和中期王族不是一家人，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陶寺中期，在外郭城东南的小城镇内建造了观音祭祀台。 是将观音授时和祭天一体化的礼式建筑。 西北部的祭坛依然存在，并略有扩张。 在外郭城的南部，有这个广阔的手工业作坊区域(图1 )，有20万平方米。 这里的7号墙和这条沟把工业园区分割成几个大区域，有严密的控制。 最大的夯土建筑类似于“工业部衙门”的基地，指挥着整个手工业区。 考古调查显示，中梁村一带是当时的普通居住区，可能有二三十万平方米。 陶寺中期都城的基本布局，各自的要求已经完全具备。 到了陶寺晚期，陶寺遗址长期处于被征服和统治的殖民地状态，曾遭到非常严厉的政治报复，城墙被毁，大墓被毁，祭天仪式建筑被毁。 在陶寺晚期的一个时期，陶寺政权曾有过香火般的复活。 那就是重建宫城的北壁、东壁、南壁，增建了拥有东、西两个阙的宫城东南门。 宫城内还发现了陶寺晚期大型建筑地基的线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槽中的夯土质量差，但也可以说是宫殿建筑。 西北部的地坛在陶寺末期重建。 令人遗憾的是，陶寺晚期恢复的政权短命，不久又被破坏，居民被迁移，从此陶寺村落不复存在。
陶寺宫城的兴衰，可以通过陶寺宫城城墙的基槽解剖来体会。 以宫城北部墙Q15断面为例，最下部的基槽为初期，中部为中期改建夯土机，上部为晚期重建时重建的城墙。 宫城南壁Q16解剖显示，该基槽深7米至9米，开口14米。 宫城东壁Q10的结构略有不同。 基槽中间的夯土机是陶寺早期的，外夯土机是陶寺晚期的。 陶寺中期宫城东北角门。 这个角门北城墙上有一座房子，房子外面有路，有夯土墙，应该像塔的地基，像后世的碉堡和碉堡一样有岗哨的作用。 据了解，该房屋外东南部有半轮柱孔，通过复原支撑着从塔外侧上屋顶的栈道。 位于陕西省神木石峯遗迹的了望塔是用石头建造的，很可能是在陶寺中期从石峯那里学到的，在陶寺宫城的东北角也建有这座了望塔楼，用于整个宫城的防御。 在陶寺晚期的大型建筑中，只有在这个政权复活时增建的宫城南东门才能画圆。 宫城的东南门位于陶寺南城墙东部的偏东地带。 最大的特点是从正门的东西两侧，各修理了两个靴子一样的夯土地基。 中央通道位于两侧有2个奎维尔地基的中央，剩下的路面厚约40~50厘米，有几块道路土。 不太清楚的人，可以照一下现代的北京故宫午门。 陶寺晚期的宫城南东门应该是故宫午门最早的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门阙雏形，早在3900年前后的陶寺晚期就已经出现了。 陶寺宫城南东门建筑，具有一定的礼节性和军事防御性，两者都有准备。 那种礼貌开创了后来阙门的先河。 这个阙门前有水路，是中期的。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最典型的形式，一个墩台突出，便于防御。 生土通道设计成倒“乙”字型，防止行人笔直跳进宫城。 我们怀疑通道出入口可能有闸门。 陶寺宫城角门旧址是从陶寺初期开始建设的，所以这个门最初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陶寺早期下层贵族聚居区外城城墙窄，宽约4至8米，有夯土墙基槽。 郭城的一部分是帮埝式的基础。 即在生土陡峭的外侧包裹夯土建造，现代工程建筑被称为“直立式挡土墙”。 陶寺的建筑基础，较好采用夯土板建造，每个夯土板约每立方米一个。 根据近中期外郭城西北角的断面，三层夯土板为庆埝式城墙奠基，下层七块，中层六块，上面四块夯土板像积木一样拼在一起。 这样的小板块马建筑非常有意义和重要。 如果说陶寺与尧都有关的话，那是因为土夯实的小板块上积木式的建筑方式是垒土垚。 挖掘考古陶寺的宫城内部有十二三个夯土地基，有大有小。 最大的是IFJT3，长约100米，宽约80米，有8000平方米。 该建筑的地基相当于故宫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大宫殿的地基，一个大平台上有三座建筑。 2007年，我们在其中心暴露了殿堂建筑的柱网。 2018年发现了殿前广场。 殿后的建筑物还没有完全剥落。 据推测，在这个基础的地方有前后两座建筑物。 其他夯土建筑的基址大多为2，300平方米，时代也不完全清楚。 在陶寺中期核心大型建筑IFJT3基坑的后部，2003年时，由于不知道扩建基坑的强夯特点，将该部分强夯基坑作为建筑垃圾进行了挖掘。 在基坑下，发现了陶寺早期的长方形坑形建筑。 这座建筑长30米，宽20米，宽300多平方米，深9米。 最大的特征是在洞的中间挖了一个池子，池子的东侧有栈道。 栈道上的小桥墩。 用于连接栈道和坡道。 这个深坑上下的夯土板做成的坡道呈“之”形。
这样的建筑物很奇怪。 因为池底有层层的淤泥，所以我觉得本来最深的地方应该是藏冰的池子，整个建筑物应该是冰室。 所以这座建筑虽然不是宫殿主体，但与宫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冬天把冰切下来，夏天使用，就能结出冰菜和冰瓜果。 贵族死后，如何阻止尸体？ 可以把这些冰授予贵族。 该建筑为陶寺早期，侧面反映了陶寺早期已进入高级宫廷生活方式，应该有早期宫殿的存在。 在核心建筑的基地IFJT3的基坑中，我们发现的核心建筑之一是所谓的前殿。 遗憾的是，这座建筑在陶寺末期被彻底破坏，只剩下三排柱洞。 整个柱网占地268平方米，面积不过小，跨度14米，长度24米，规模相当大。 这三排柱洞很明显，可以推测复原有三个房间，中间是大房间，两侧的两个房间有点小。 这些柱孔的外侧是直径约1米的柱孔。 各柱孔下铺着柱基石。 柱石是由捡到的鹅卵石拼凑而成的。 每个柱基石的直径约有30厘米。 柱孔的直径约为50厘米。 这个柱石的直径是30厘米是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这座殿堂的柱子直径为30厘米。 偃师商城、二里、殷墟的大宫殿柱子都是30厘米，我认为这是宫室制度之一。 陶寺IFJT3“前殿”的柱孔中还发现了木炭。 这些木炭经王树芝博士树种分析后发现，以柏木和松木为主。 相比之下，二里宫的柱子以松木为中心，以殷墟宫的木材柏木为中心。 可见，松柏是宫室柱的主要选择，作为宫室制度，其源头可追溯到陶寺中期。 在整理这些宫殿的建筑基础中，也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 例如，这块板瓦最初以为是陶片，但经过研究，我认为是瓦。 如果复原的长度为32厘米，宽度为16厘米，厚度为2厘米左右的话。 许多瓦片都有白色的灰泥痕迹，瓦片的背面有黄色的泥土。 在靠近板瓦上缘的中央部，有一个圆孔。 烤之前拿着，用竹刀打孔。 烤好后，可以用木楔子把屋顶的草和泥混合钉在一起。 瓷砖拼接后仍有缝隙，仍要漏雨时，必须用白灰胶缝。 我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陶板瓦之一。 陕西省神木石峯皇城台出现了同一时期的陶板瓦，陕西省延安芦山峯遗址也出现了同一时期的陶板瓦和筒瓦，但形态都与陶寺的板瓦不同。 陶寺的板瓦为平行四边形的板状。 石峰和芦山峰的板瓦都呈仰俯瓦形态。 由于平行四边形的板状陶瓦不易固定，陶寺的板瓦必须打上木楔固定。 宫殿的外观装饰是绘有此图案的白灰色墙皮，残块大小不一，图案各异，可见宫殿外墙装饰的奢华。 宫殿内壁裙子的剩余部分，发现了蓝色涂料。 这种颜料通过科学检验，发现它是黄铜矿，将天然黄铜矿粉碎研磨，混合胶水涂在宫殿内壁上。 由此可见，陶寺宫殿的建筑装饰十分讲究。 除了宫殿基址本身以外，在中心宫殿基址IFJT3外侧的东南角还发现了被称为东厨的陶寺中期的厨房建筑。 这个厨房很奇怪。 夯土建筑约有200平方米。 我们没有完全剥完。 夯土建筑南面有4~5个竖窑，其中保留了最好的编号IY7，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为窑室，下层为火室。 工作洞位于竖窑南侧，为椭圆形洞，挖于生土，竖窑挖于工作洞北侧的生土直墙。 沿着基坑的北壁倾斜很陡，发现4个竖窑并排，打扫了3个。 其中两个已经被严重破坏。 这些窑被发现时，倒塌的窑室、火池和灰烬仓库里发现了烧过的石头。
所有窑的最大特点是十字型镂空火道。 上部窑室的正面开有窗户，作为出入货物的窑口使用。 窑窗周缘比较光滑，但部分附着泥块，明显通过窑。 这个竖窑烧不了陶器。 首先，这个窑室小，直径40厘米左右，高度只有60厘米。 一个大陶器也放不下，放在宫殿的东南是不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该竖窑为直焰窑，火焰直接烧陶坯，容易烧清洗台，废品率极高。 第三，所有窑室都冒出了燃烧过的石头，表明这些竖窑首先在加热石头。 所以，他怀疑应该把这些石头放在竖窑的十字型镂空火道上点火，点燃后清除火室的火，将掺有佐料的泥皮块包裹起来放在石头上，封窑，用石头的热量炖肉。 类似“叫花子鸡”的做法，类似于新疆的“馥坑肉”制法。 准确地说，这种烹饪方式，原本不是中原地区的烹饪传统，而是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引进陶寺宫廷的“御膳房”，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就像今天的土耳其烤肉一样，来自海外，与当地的传统美食不同在陶寺，这种异国情调的“馥坑肉”式烹饪方式，被标榜为高级生活方式，被誉为文明的象征，通过特殊的美食引导世俗社会的团结，作为天下中的陶寺王，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美食。 这种烹饪方式后来被文明教化乃至礼制化，被中原后世的文明所继承。 《礼记礼运》“以炮而热，以亨而炙”，郑玄注曰“炮，缠而烧也”，此烹调法为“炮() )炙法”，此竖窑名“炮炙炉” 这个炮炙炉的烹饪方式的优点在哪里？ 人们可以把很多香料和盐混合在泥里，包在肉外面，然后放在石头上炖。 肉的味道很美很独特。 这个炮炙炉只能在宫城看到，其位置在宫城的东南部。 让我们比较一下第二奥第一宫殿的厨房。 也在基础的东边。 中2号宫殿的厨房也在东边。 偃师商业街的6号宫殿作为厨房也位于宫城的东南。 宫殿和宫城内的“御膳房”设在东部，形成了从陶寺中期开始的“东厨”制度。 在陶寺宫殿的清扫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比较重要的遗物。 例如，这块铜器碎片，大小5厘米，铜盆入口沿碎片，来自核心建筑基地IFJT3“前殿”的夯土板块中。 还有一把石厨刀。 用切肉的东西。 这里出土的红铜铸造海螵蛸，很可能与祭祀祖先、给孩子祈福有关。 这个大轮子、脚环、脚环、装饰中埋着朱砂。 我想这是宫城祖庙的祭器。 另外，在IFJT3“前殿”的夯锤中，还发现了类似于在上部发现了封口的陶管的特殊陶器。 发现时，封口朝上，“倒过来”式埋在夯土地基中，管体周围有三个大圆孔，所以我怀疑那可能是一个泄漏。 另外，还发现了少量陶排水管的残渣。 虽然陶寺宫殿的排水系统尚未完全暴露，但从这些碎片可以推测陶寺宫殿有比较完善的排水系统。 陶寺宫殿出土了许多白灰色的墙皮、墙角或地坪残块，有的2~5厘米厚，质量好的硬得像瓷砖。 作为陶寺中心建筑基地的IFJT3“前殿”，有几种奇特的埋葬方法。 只有这个上半身被埋葬的人，手臂上有石壁，要说他的身份便宜，就不应该有陪葬品。 在陶寺文化墓葬中，臂上玉璧的，基本上都是臣子的官僚，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至少是像官吏一样的人。 由此推测，这位墓主很可能是对国王有特殊贡献的人，被称赞地埋葬在殿堂里。 就像二奥宫殿内埋葬等级较高的贵族的埋葬一样，绿松石龙被证明埋葬了。
在陶寺宫殿的清扫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陶楔，形状像被切掉的披萨。 到2014年碎片被发现，我们曾误认为是“瓦当”。 后来，我们发现了几个完整的陶楔，在地上排成一圈。 所以，我推测可以重叠起来建造“塔”。 现在叫塔，但当时不叫塔。 这是一个祖先，甲骨文中的祖先也写成了“”。 这个陶楔“塔”是抽象的“祖先”的象征标志。 你为什么要做成一枚一枚的陶楔？ 也许，每个陶楔代表一个核心家庭，我推测每个家庭都会贡献力量和义务，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家庭。 如果拆一块象征着一个家庭的缺失，那个家庭就会变得不完整，破损。 如果缺少一个家庭，这个“祖先之塔”就会崩塌，这个家庭就会崩塌。 陶寺早期的下层贵族主要集中在早期的小城镇内。 贵族典型的建筑方式也是堂皇的坑洞基础，大约有300平方米。 我们在其中一个长30米、宽20米的满堂红基坑上解剖，建造了两个半地穴的房子。 每个半地穴的房子5个，一共50平方米。 中间可能有通道，把两个房子连接起来作为两个房间的房子。 在屋外转来转去。 建筑物周围有很多垃圾存放处。 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老百姓居住的房子，都是单间半土坑的房子，面积都是44或55平方米。 另一种民居形式是窑洞，只有一个房间，即44或55平方米的面积。 住在洞穴里的人的身份水平比较低。 陶寺从居住形式上可以看出，从窑洞的地下到地上，这种居住的尊卑等级制度，已经是非常明显制度化的表现。 陶寺除宫殿区外，在探索陶寺礼式建筑时，发现陶寺中期城址东南小城有一处奇特的特殊建筑，外郭城内道东城墙6号墙部分东南绵延半圆形建筑。 这座建筑分为外环道和强夯地基两大部分。 外环道东部为下陷式，即所谓的道路沟。 在道路的东南部逐渐变成地面以上的环状道路，在西南部连接着城墙Q6。 内部有夯土的地基呈弓形或马蹄形。 外环道南侧至外环道北侧，直径约60米左右，总面积1700平方米左右。 夯土基础直径约40米，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 我们挖掘的时候，了望台只剩下基础部分，在陶寺末期被夷为平地。 根据我们发现的这个强夯地基，发现原来有三个地基。 一楼正东方向，是半月形台。 台前是塌陷式环状道路沟。 一楼台基中间很可能有礼仪正门，道路沟里礼仪正门有夯楼梯。 第一层夯土机的外侧，也就是道路沟的内侧壁，有包裹木板的痕迹。 看台第二层的台基是一个完整的半圆，这应该是举行郊狼节日礼仪的位置。 第三级夯锤也几乎是半圆形的。 外面有夯土墙的地基，上面有十几条人工打开的沟。 第三层强夯地基芯由强夯和生土两部分组成，大致构成一个“阴阳太极图形”。 夯土机芯象征着大地，是与观测者进行迎日礼拜的地方。 生土台基芯象征着纯净的天。 在生基座基础芯上，有强夯观测点，第三层台基础边强夯墙基础顶部的十几个(与沟槽间隙一起构成日出观测系统)。 而用于观测夏至日出的两根柱子压在第二层台基上，其目的是修建迎日门。
通过对陶寺观象台考古遗址的分析，我们进行了一定的恢复。 我们认为在这个夯土机上用石头做柱子，留下观测狭缝。 据推测，柱上采用石材，一是为了避免石块风化变宽，保护它们的长期残留，影响观测精度； 二是因为还发现了在道路沟中发现了大量石片的旁证。 我们怀疑不是都来自观测柱原来的石材。
图二陶寺观景台祭祀台遗址平面图
图三陶寺观音祭祀台复原图
日常的观测者和参加庆典的低水平的人上下观礼台，应该是通过观礼台东南角的一层楼台基南端的这个角门(图3 )。 在一些重要祭日，如迎春日，参加祭典的高层人员从一楼台基礼节性正门上下观景台。 二层台基正南方有一座桥，连接着高出地面的外环道，参加祭祀的群众可以从这里直接进出二层台基。 二级台基西南方向，另一座夯土立交桥与外环道相连，也方便二级台基上人员出入。 (图2、3 )。 如果你想爬城墙，外环道的西南端连接城墙，说明人们可以从这里爬城墙。 为什么人们要爬上了望台后面的城墙呢？ 我们认为，人们应该站在城墙上看一看三层楼台基芯上的这幅“太极图”。 仔细看。 这五花土夯的底座芯和黄生底座的底座芯相互配合，形成太极图案。 纯净的黄生土象征清新向上旋天，斑驳的人工夯土象征浊气向下凝结成地，这是最朴素的天地形成宇宙观的图示，站在城墙上品味天地形成的理论观念，一目了然。 足证这里应该是与天地宇宙有关的宗教礼仪建筑。 另一方面，观光台还具有参观时的科学功能。 通过与天文史学家的共同研究，基本揭示了陶寺展望台日出观测的大致规律。 通过将实际观测与天文学家的计算相结合，可以看出该观测系统可以制作太阳年20节的阳历，也就是地平历和定点历。 基本原理是从观测点出发，观测中心线，看7公里外塔儿山脊的日出，根据日出位置判断节令，这被称为地平历。 这个原始历法其实在美国、欧洲，有一些记录，但没有陶寺观景台那么早，这么完善。
陶寺人将1年365天或1年366天分为20个节令。 具体而言，东2号缝观测冬至日出； 在东12号狭缝看夏至日出； 东7日上半年看春分，下半年看秋分。 判定了一年四个季节的四个最重要的支点。 其他节令是指陶寺当地的气候变化节点，如初春、初秋、上冻、解冻等(图4 )。 此外，还有一系列判断农时的命令，包括谷子、粟、水稻或大豆的栽培和收获。
四陶寺展望台地平历系统示意图
节令中还有宗教节日。 例如，东5号缝上半年的2月28日，塔儿山主峰的日出相当于现在的二月二龙头。 东8日缝3月28日日出是春天最大的祭祖活动，相当于现在的清明节，下半年9月14日的日出标志着秋祭。 东4日等10月31日日出标志冬祭。 这样4套系统就有20个节令(图4 )。 陶寺展望台建于陶寺中期，距今4100年左右，是世界上考古最早的展望台，陶寺展望台制作的历法是世界上最早、最细密的太阳历。 陶寺展望台的观测方法有两种。 一是当天有大雾时，太阳鲜红，阳光不能形成光柱穿透到观测柱的缝隙中，观测者必须直立在该观测点的中心，通过相应的观测缝隙观测塔儿山的日出。 看日出日落的下缘被切在山岗上，这是判断节令正确日期的标准天象。 第二种观测方法是当天早晨几乎没有雾，阳光非常刺眼，用肉眼直视太阳十几秒钟就受不了了，出现视觉错觉黑点。 此时，有光路柱，透过相应的间隙，观测者无论站在观测台观测柱间隙内侧的哪里，都可以看到其光柱是否位于观测点的中央。 如果正好透过观测点的中心，就是节令的正日子，否则。 两种观测方法都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节令。 通过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我们看到了第70天的日出。 其中20次在观测狭缝上看到了日出。 几乎触及了观测日出的规律。 一年中，在这个间隙里能看到日出的只有这一天。 缝纫过程中观测整个日出过程约为8分钟左右，如果是白天一半出来，或者是太阳切割成山脊的瞬间，则约为8秒。 如您所见，陶寺展望台的地平历日出观测系统作为观测仪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非常强。 在城外西北部，与陶寺郊区节日的观音祭祀台遥相对应的是祭祀地的地坛。 我们打扫后发现，这座祭坛有早晚三期建筑地基，并逐渐扩建。 初期的建筑夯地基大部分被中梁沟侵蚀，只剩下很少的部分。 中期的基址包在中间，由于外围在末期扩张时大部分被削减，所以所剩无几。 保留最完整的是晚期的基地，根据夯土机内含有陶片来判断，应该是在晚期复兴时扩展的。 保存的现状是一个方形的台子。 西北部的部分基地保存着距离地表约30厘米高的台。 发现这台上有三个柱孔，呈有品的形状分布，怀疑这是支撑屋顶的柱子，于是发现这位台上没有屋顶，应该是祭坛，而不是殿堂。 祭坛上的3根柱子，直径10~15厘米左右，分布呈物品形状，没有支撑屋顶。 那么，很可能是站在祭坛上用孤立的木柱，砸一个，做另一个，再砸一个，做另一个。 据文献记载，这种独立于方坛的木柱是社坛社主——社神的象征。 商周以后，公司主的支柱变成了石头。 目前，北京中山公园是明清紫禁城的社稷坛，俗称“五色土”的社坛中央嵌有一方石柱。 那就是社稷主。 在挖掘和清理陶寺这座祭坛的过程中，发现其环境多水，夯土地基下本来就有很多淤泥。 中期基地北侧是战壕，里面本来就有水； 陶寺晚期扩建地基时，夯填了这个战壕，成为晚期坛体的一部分。 陶寺的这座建筑方坛在文献中被称为“泽中方丘”，应该被称为祭祀地的地坛或社坛。 陶寺作为都城，除了有祭祀宫城和天的祭祀地之外，还在寻找王族墓地和王陵区。 如上所述，上个世纪陶寺遗址的挖掘，在早期的王族墓地有很大的收获。
那么，陶寺中期有宫城和巨大的外郭城，而中期的王族墓地在什么地方？我们发现在陶寺外郭城的东南小城里，发现了一片墓地，面积并不太大，大约1万多平方米，但是钻探出的墓葬也是密密麻麻的。我们没有估计墓葬总数有多少。在这片墓地中，我们清理的墓葬有20多座，时代为陶寺中期和晚期墓葬，未见早期墓葬。其中有一座巨大的墓，就是IIM22。这是陶寺城址，或者陶寺文化中最大的墓，它的周围清理了五六座中型墓葬（其规模在早期也属于大墓）。IIM22长5米，宽3.6米，自深7米，加上表土层，总深8.4米，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墓之一了。非常可惜的是，IIM22在陶寺晚期的时候也是被彻底捣毁了，残留的随葬品还有78件套之多。IIM22墓室从上到下做了五圈装饰带。这种装饰我们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它的用意何在。状饰带是在墓圹壁上，从墓地至墓口，大概每间隔1米，挖一圈浅槽，宽10厘米左右，深度有2厘米到3厘米，人们用草拌泥将浅槽填平，并用手抹出人字纹、席纹等纹样。从墓底到墓口，凡五圈装饰带，整体装饰效果很震撼，但代表什么含义尚不太清楚。IIM22被捣毁后剩下个棺底，还可以看出是一个船形棺，就是用一根整木，很可能是一棵大树干掏挖出来的一个船形棺。棺底板内面附着红红的颜色，应该是刷的漆。船形棺长2.7米，头端宽1.6米，脚端宽是1.2米。这个棺本身的尺寸就相当于一个中型了。棺里面还遭到非常惨烈的捣毁，墓主人尸骨都被拆得七零八碎。一件非常精美的玉钺，在捣墓坑底部发现的。捣墓坑底部及棺底板上散布的点点绿色，都是绿松石片，可能来自墓主身上佩戴绿松石镶嵌装饰物，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和下靳遗址陶寺早期墓地均出过绿松石镶嵌腕饰，二里头遗址贵族墓葬随葬有绿松石龙。IIM22棺内绿松石嵌片，不知属于哪一类镶嵌物，非常可惜的是被全部拆散了。棺底板上还残留有一个小玉坠，是残断玉牙璧（原来称璇玑）改制的，玉质极好，很可能是墓主所戴簪子的坠子步摇。我们还发现了残留的海贝。这个海贝很有可能和二里头贵族墓随葬海贝一样，原本也是戴在脖子上的，应该是磨穿了以后戴在脖子上，也是在陶寺晚期毁墓时候被拆散了。陶寺晚期的捣墓人毁墓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财宝入玉器，却要铜器和海贝，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的中原稀缺度堪比金银。特别是这个海贝，应该来自于印度洋的货贝，中国根本不产。我们现在摸清了货贝输入的大概途径，应该从印度洋经过印度，然后经过中亚到中国的西北，然后流入中原地区。棺床上还残留了一些天河石嵌片和大珠子，翠绿翠绿的像翡翠。我们刚发现它们时以为是翡翠，后经北京大学地理系王时琪教授鉴定为河石。这个来源搞不太清楚，因为天河石在国内分布很广，但是它蕴藏量都是非常小的，矿源发现就那么一小撮，挖完没有了，所以我们很难知道陶寺IIM22出土的这些天河石制品的矿源到底来自哪儿。IIM22墓圹底部的北、东、南三边，都挖有壁龛，很重要的随葬品都藏到壁龛里。这些壁龛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墓葬被捣毁，结果也表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彩绘陶器都放在北壁的壁龛里。靠近墓室的西北角，放了一个木胎髹漆的脸盆架子，结构有点像罗圈扶手椅子。墓室脚端摆了二十片猪。这二十片猪应该是十头猪一切两半的，发现时有绿绿的或白白的颜色，可能是腌过的猪肉。我们认为这就应该是文献提到的疈辜，风干肉，抑或是腌制的风干猪肉。
很有意思的是IIM22船形棺的南边摆了四把青石大厨刀，从大到小由向西排列，似为一套。每个把厨刀下面都有一块砧板。厨刀和砧板之间剁着猪龙骨或排骨。棺南侧和西侧摆了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美食场景，这是陶寺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把烹饪美食文化作为文明和政治的一种表现手段。 IIM22头端墓壁上倒立着六把玉钺。其中有两件是窄长条形的礼兵，可称之为玉戚，到二里头的时候铸成了青铜的铜戚。这六把玉钺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立三把。其中一件玉戚玉质夹杂大量松花状铁杂质，很显然是青海玉料，现在还用于仿制史前玉器。IIM22东南角的壁龛里面，有一个漆盒子，里面放了三件玉器，其中两件是去了柄的玉戚，一件玉琮。这套工具是圭表测影的配套工具。这件玉琮是将上下的射部去掉，改制成套在圭尺上追逐日影移动的游标。IIM22东北角壁龛里放置一件大漆箱子，长60厘米，高40厘米，宽20厘米，内外都有彩漆绘。漆箱里面装着5件漏斗形漆器。发现时，漆箱子被土填满了，表面上发现两对玉璜形珮，璜形珮之间黑黑的马蹄形物质估计是皮质的吊带。在大漆箱子背后，还发现一对玉兽面，很可能是战神蚩尤神像，显然从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泊来，是贩运过来的呢，还是政治交流过来的，一时难以定论。我们怀疑这两种玉器原本应该是吊在大箱子上，后来悬挂的绳朽了，这些玉器便分别落在大漆箱子顶部和背后了。陶寺大墓IIM22的周围都是这些中型墓，中型墓跟早期墓葬相比都属于大墓，因为中型墓的长度都在3米左右，宽度接近2米，深在3米左右，在早期都属于大墓。这些墓葬非常可惜，陶寺晚期的时候，全部被彻底捣毁了，像这两座墓，跟挖地道一样，全部打穿，一次回填。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匪夷所思，那就是陶寺晚期捣墓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精美的玉器，捣墓者都不要，有的被砸碎了，有的被掏出来扔掉。一些在回填土里发现的完整的玉器，非常的精美。IIM26中型的贵族墓葬，在壁龛里还给我们留了一套彩绘陶器，包括小口折肩罐、盆、双耳罐等。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墓头端很重要的壁龛里出了一件骨器，我们称之为骨耜，也就是骨铲，是一种农具。这件骨耜农具上刻了一个字，看起来就像一个犁，就是星辰的辰，是农业的农字初字。IIM26墓主系陶寺中期的贵族，随葬骨耜农具本身就说明这个官员是个农官，而骨耜上刻的这个辰字（即农字），足以说明其身份和官职就是农官。陶寺IIM26骨耜上刻的“辰”字，是早于甲骨文最早的汉字。双耳罐从陶寺中期开始出现了，它很有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密切关系，本不是陶寺本地文化特征。陶寺中期的手工业区位于外郭城的南部，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经过钻探和小面积的试掘，发现它很有特点。整个工业区被一个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统领，这个建筑14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工业部衙署一样，管理整个手工业区。整个手工业区大致可分出六个工业园区。每个工业园区基本上由一个管理用房夯土基址、若干作坊或窑址、工匠住房构成。主要从事石器制造和制陶手工业。其中，外郭城西南的一个小城内，包围着一个工业园区，有一个夯土基址，若干窑群，几个白灰面小房子，甚至可能还有墓葬。在这个特殊区域里面，我们探出来的陶片，都是低温黑皮陶，就是我们陶寺贵族墓中经常发现的彩绘陶。手工业区里还存在一条沟墙，将手工业区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个工业园区都有专人管理和控制。
陶寺中期手工业区的另一个工业就是石器制作。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大量的石器加工废片。陶寺石器加工业所用的主要石料，来自离陶寺不远的大崮堆山变质砂岩采石场。这个采石场的变质砂岩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坚韧性非常好。翟少冬博士做实验考古，用大崮堆山变质砂岩打一个石刀坯，仅需20分钟，但是磨出一个石刀成品出来，可能得花四个小时以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寺石器工业的主要主要产品，通常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过程产品或称为坯料，由于没有确定其最终成品，所以暂称为“矛形器”。通过我的研究认为，所谓“矛形器”的最终成品应该是三棱箭头。这种用大崮堆山变质砂岩制作的三棱箭头以其特殊的坚韧性，可以射穿皮甲，所以陶寺的石器工业被政府严格控制，实际上是一个军工产业，也就相当于国防工业。陶寺的出土的矛形器的坯数量之大，足以说明其商品生产的产能与规模，但是陶寺遗址出土的石质三棱箭头数量很少，说明变质砂岩三棱箭头产品不是自己用的，主要用于出口，就是卖给别人。通常讲，龙山时代的石器工业，主要制造民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斧、铲、锛、凿、刀、镰等，没有必要政府控制。政府控制的石器工业一定是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具有军事和国际竞争力，抑或有特殊的功能。所以对陶寺中期政权对手工业区进行直接控制，即所谓的工官管理，就相当于现代的国企。由此开启了中国历代王朝都城工官管理手工业制度的先河。 陶寺的王权直接控制的仓储区即国库是位于宫城的东南，早中期一直沿用。仓储区面积并不太大，1000多平方米。目前虽然没有发现仓城城墙遗迹，但是仓储区周边钻探发现好像有空白隔离带。这个区域里，除了大型窖穴，没有其他任何遗迹。窖穴都是锅底坑状的，小的直径有5米，大的直径有10米，深度都在4~5米。多数窖穴锅底形的坑底都有一些石头。有的窖穴发现都有门洞。在这个窖穴的门洞的正上方地面，我们还发现一个小的白灰面房子，直径大约1.5米，看着就像岗哨一样，守着出入口，很显然有严密的守卫设施。这个大型仓储区，不附属于任何家族，也不附属于任何贵族，所以它应该是王权直接控制的、一个国家的储藏和行政设施所以，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国库。 我们可以陶寺的仓储区大型窖穴基本结构同唐代含嘉仓窖穴的复原对比一下，同样的锅底形坑，怎么用呢？原来是在锅底的上部垫上了板子隔潮，下面锅底是空的，然后在木板上铺席子，再放小米。窖坑口以上，是没有墙的，但是有苫顶。我们在清理陶寺这个的窖穴内废弃堆积时候，发现很多的草拌泥块，厚度将有10厘米左右。可以推测，这个陶寺仓储区主要储藏的物品还是粮食。在史前时期，粮食是最重要的物资了，用于国家税收和备战备荒再分配，都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源。陶寺晚期的时候，遭到政治报复，扒城墙、毁宫庙、挖祖坟，它也是国家行为的一巫术形态的表现。通过上述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陶寺早期到中期，有一个都城逐步完备的过程，至少到了中期之后，陶寺遗址的都城功能全部具备，陶寺作为一个都城，我们现在考古界应该说得到了共识。认识了陶寺都城性质之后，我们下一步回答它是不是尧都的问题。正因为尧都平阳这个说法，其实由来已久，所以有很多老师在陶寺城址发现之前和发掘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出来这样的一些推测。
近些年来，我们把近四十年来陶寺考古发现的证据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来论证陶寺和尧的关系。首先就是自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相当于犯罪嫌疑人的自供。上个世纪陶寺晚期的灰坑里发现了一件扁壶的残片，上面用朱砂形成两个字。其中一个大家都认识，这个就是文明的“文”，和现在的“文”字没有太大的区别。另一个文字怎么解读？一开始罗琨老师说这是太阳的阳，解释成昜文，也就是明文，说这个跟尧有关。冯时老师释为命运的“命”，后来他的观点改变了，原因就是在于我把这个解读成为“尧”，他解释为“邑”，认为文邑是夏启都城的名号。 陶寺扁壶上的这个符号，上部不是一个圆圆的太阳，很显然是圆角方形，下面是个躬身人形剪影的象形。这个尧字和甲骨文的尧字非常相似：上面的夯土板块就是上面这个圆角方形，而陶寺的城墙形状就是这样的，城墙基础的夯土板块也可以写成这样。尧字下面站的人，表示人站在冲沟底部，城与人之间，用一道横线指示城墙在人的头顶上。整个这个字义意思就是说，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基础建的大城，在人的头顶上，这就是尧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字特别要表达它是在黄土塬上才有这个地貌，冲沟发育，人站在沟底，城墙才能在人的头顶上。陶寺是晋陕黄土塬上唯一的夯土大城，那么建造陶寺这座大城的人就是尧。这件扁壶除了“文尧”两个字，还破扁壶的周边的，用红彩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我认同罗琨老师的判断，是“句意式符号”，表达的是《尚书尧典》 开篇的表述：“尧的文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当时的扁壶书写者已经不会用文字书写这段话了，便以句意式符号的形式，画了一个圈。如果说陶寺扁壶上的字可以被认为是文尧二字的话，又出在陶寺城址，可以作为一个自证，那么陶寺都城确实是尧的都城。当然了，陶寺扁壶的年代都是陶寺晚期的，而不是陶寺早期的，但是由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是从早到晚继续延续，可以肯定是尧的王族到了陶寺晚期还生活在这里，所以写这个扁壶的人应该就是尧的后人，只不过已经沦为平民，他在进行一些法式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镇压洪水，利用祖先的威名神力来镇妖除魔。从这个角度来反推，文尧应该是陶寺早期的圣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链，就是《尚书尧典》 中许多记述，能和陶寺发现的很多遗迹遗物都能对应起来。比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这一句话表现为前面介绍的朱书扁壶上画的那一圈句意式符号。更主要的是陶寺中期王墓IIM22随葬的圭尺，复原的长度是187.5厘米，可用于天文大地测量，先秦文献称之为“四表”测量或“五表”测量。陶寺圭尺用于陶寺四表测量，也就是陶寺所在东亚大陆的四至点，以陶寺都城为大地测量基点，南表点在广东，北表点到北冰洋，东表在现在的山东胶南县，西表到现在的叙利亚地中海东岸。这就是所谓的四表。这段历史被《尚书尧典》 写成了帝尧分派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行进，去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直至四表点。具体说，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进行东表点测量。命羲叔宅南交，即交阯，北回归线一带，做南表点测量。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做西表点测量。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做北表点测量。
四表测量，以地中中表为大地测量基点，四个测量队分别朝四个正方向出发，一步一步地走，一个作业方一个作业方地测，在每个作业方都要住上一段时间，进行测量工作，这样一直测到天涯海角。陶寺大地测量还是一个推测，以陶寺经纬线划定东亚大陆的四个表点，我们能够推测出它们的具体位置。我们对陶寺南表点和东表点做了一些实地考察。南表在今广东阳西县沙扒月亮湾。月亮湾有一处山脊深入海里，很像是海南三亚的那个天涯海角是康熙大帝做天文大地测量时的琼州测点，称为“海判南天”。沙扒月亮湾的这个天涯海角作为地标，经度与陶寺基本一致，可以作为陶寺南表点的标志。但是这个地标上，确实没有任何的考古遗存，4000年前估计也没有。陶寺北表点在现在的俄罗斯的北冰洋南岸。这个地方是相当于北极圈之内，所以它的地理特征非常符合幽都。幽都有什么特点？幽暗、冰冷，太阳沉到此处不出来了，所以中国古人相信，人死后的灵魂都归于幽都。从自然界的角度说，这不就是北极圈里的极夜现象嘛！陶寺东表点在今山东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也有一个海角突出到海底去，三面环海，是个非常显著的地标。可惜的是，现在有一废弃的养殖场，将地标的山头削平了。不过，这个地标的地理纬度和陶寺遗址完全一致。这个地方在古代称嵎夷，历来没有太大的争论。陶寺西表点在今叙利亚的地中海东岸。以上是我们对陶寺四表的推测。是否有一些旁证？中国先秦时期文献中有一套数据，说四海之内的，东西有2.8万里，南北有2.6万里。如果根据天文学家徐凤先博士研究的结果，1里等于250米的话，2.8万里是7000公里，2.6万里就是6500公里。我们推测陶寺东西两表之间的实际距离为7563千米，误差率7.4%。陶寺南北两表之间的实际距离为6113千米，误差率6%。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先秦时期所有记载的四海之内距离的这套数据，是陶寺人实际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数学模型算出来的。这个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大地测量，和尧典当中记载的是同一个历史事实。此后，中国人有了“表里山河”的国家社稷疆土的明确观念，也可称之为天下观。四表以里，也就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四表以外是大洋，就不是王土了。陶寺中期王墓IIM22随葬的圭尺，是在木胎上漆成一节黑一节绿，中间是红色窄道是刻度，很显然它应该是一根尺子。最重要的是介于第9号刻度与第13号刻度之间的绿段，在原本完整的刻度区域内，突兀地多画出第11号红色刻度（图五）。从第1号刻度的顶端0点，到第11号刻度的总长度是40厘米，按照我的研究1陶寺尺等于今公制25厘米，40厘米折合1.6尺。
图五陶寺圭尺与玉琮游标配套示意图
《周髀算经》 里记载了一套数据，说表高八尺，夏至晷影一尺六，冬至一丈三尺五。 《周髀算经》 没有明确说这套数据的含义。但是我们可以对比《周礼》 “表高八尺，夏至影长一尺五寸是为地中”。 《周礼》 所说的夏至晷影1.5尺的标准是洛阳地区的。 《隋书天文志》 说“成周即洛阳是地中，夏至晷影一尺六寸”，可见《隋书天文志》 认同洛阳为地中，却错用了《周髀算经》 的夏至晷影数据。综合这些信息，我们推测， 《周髀算经》 之所以保留夏至晷影一尺六，冬至一丈三尺五这套数据，是因为编纂者知道夏至晷影一尺六寸也是上古时期的另一个地中标准，只不过不知道是在哪里实测得到的数据，所以没敢明言为地中之标准。经过天文学计算，现在我们知道1.6尺夏至影长，应该是在晋南实测得到的。陶寺圭尺的第11刻度1.6尺，确证了另外一个地中的标准，这是晋南的标准。其实陶寺本地夏至影长并非1.6尺，而是第13刻度1.69尺。陶寺人为什么一定要标出这个没有判定当地夏至实用功能的刻度呢？其实就是要把陶寺都城自己标榜成一个地中，这就有点像本初子午线和世界标准时一样，告诉世界我是天下之中，我是正宗的正统，你们不是。假如你们不信，我们可以实地测量给你们看，来验证给你们看。因为陶寺圭尺1.6尺地中标准刻度与本地实际夏至影长标准刻度1.69尺，差别仅有2.5厘米左右，几乎差一寸。那么验证实测演示的时候，前面介绍的IIM22东南角壁龛漆盒里随葬的玉琮游标便派上用场了。夏至日观测的时候，正午时分，把这个游标移到第11号刻度与第13号刻度之间，演示给你看的时候，让你看游标的内侧，恰好在第11号刻度上。你看，我是地中，没错吧！而一旦把这套圭表拿到你的都城去测夏至影长，由于地理纬度不同，你的都城夏至影长肯定不符合1.6尺夏至影长标准，所以你不是地中。地中是天极相同的唯一通道，上帝住在天极，所以王者必须占据地中，才能得到天帝神授君权，因而“王者居中”是正统思想在都城选址中的贯彻。因此，地中观念就是一种政治伎俩，也是陶寺的一个政治发明，可以貌似科
学地反复验证陶寺本地为正统地中，其他政治中心都被这种实测而排除在地中之外。那么，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最初“中国”的概念。其实要判断陶寺本地夏至的时候，是看玉琮游标外侧是否到达第13刻度，但这不可为外人道也。 圭尺是现在的叫法，西周之前就叫“中”。这个“中”字在甲骨文里实际上就是圭尺的描写。甲骨文里好多四条腿的动物，都是竖起来写的，如豕、犬、马、虎等，所以我们推测甲骨文里的“中”字，原本也是横躺着的，那么中间这个竖杠“丨”，实际摹写的就是横置于地面的圭尺；中间的方框“口”，就是玉琮的游标（图五）。我们2006年夏至，我们在陶寺观象台做实验模拟圭表测影时，发现如果不用这个玉琮游标，根本找不到追逐不到日用的移动，必须通过这个玉琮游标才能随时准确把握晷影走到哪一刻，所以有玉琮游标是圭表测量操作中不可或缺的器械。甲骨文的“中”字中央游标上下所谓的“旗子飘带”，其实指示说这根杆上有彩绘的刻度。所以甲骨文当中，所谓的“立中”，其实就是圭表测影。足见，在西周之前，圭尺这种仪器不叫圭，就叫“中”。到了西周的时候，中间的“中”和圭表的“中”混淆了，容易发生歧异，所以将这个“中”字专门指空间方位或排序了，如中间、中央、伯仲等。单造了一个“圭”字来指称圭尺，字形就是带刻度的接续的双杆，因为圭表测冬至正午晷影的时候，一根圭尺杆子不够长，必须将这根圭尺向前在平移一杆，才能满足测量要求。圭表测量是圭尺与立表组合才能工作。陶寺有圭尺，那么有立表吗？早期贵族墓葬M2200随葬有立表。这根立表就是用木头做的尖头杆，通体涂红彩，下头尖，上头平，原本总长2.25米，也就是9尺，若有1尺插入地下，地表以上留有8尺，这样就完全符合《周髀算经》和《周礼》夏至晷影测量表高8尺的要求。《尧典》当中提到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个很好理解。不管是陶寺观象台，还是陶寺的圭表都可以制定历法，具体说20个节令的太阳历。君王根据太阳历观测得到的结果，向世人颁布节令，指导社会各项生产和生活。 《尧典》还称“寅宾出日”，就是在迎日门举行迎接日出的仪式。陶寺观象台的东11号缝从正面看很宽，由于夏至观测柱向外推出，推到第二层台基上，从而在D1观测柱与E12观测柱之间，形成了一个门状建筑结构（图三、四）。通过我们实地模拟观测发现，站在陶寺观象台第三层夯土台基芯上，通过这个迎日门，可以迎接陶寺本地由冬至到5月20日、下一年从7月20日之后各个节令的日出。夏至日的迎日门，则由夏至观测缝东12号缝兼顾，所以东12号缝宽至50厘米，相当一个窄门了。《尧典》里明确说当时的历法除了观象授时的太阳历，还有阴阳合历。陶寺除了观象台和圭表测量可得到20个节令的太阳历之外，可能还有太阴历。陶寺遗址晚期墓葬里出土过一件铜齿轮形器，29齿不可能用于齿轮传动，显然是标志阴历用的。参考中美洲玛雅的tonalpohualli 历法，由数字轮与星期名轮两个齿轮来配，配出一个260天的历法，陶寺很有可能是阴历轮和阳历论来匹配阴阳合历。陶寺时期有官僚体制，这也是《尧典》里说的“四岳群牧”等，陶寺早期和中期王族墓地中的中型贵族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有这些官员。最重要的是，陶寺官僚墓葬里面还出土了尖首玉圭。玉圭尖首两边刃文献称为“剡”。陶寺玉圭的剡，都不是等腰三角形的，均为一边长一边短。为什么一边长一边短？象征着小苗每年春天从土来冒出来，他是讲信用的，君对臣有信，臣对君也要有信。玉圭在文献当中称为五瑞之一，五瑞在官僚体制考核当中有重要的意义，相当于后来的委任状，君王委派官员，要把玉圭颁给他。 另外，《论语》和《五帝本纪》里都提到“允执厥中”说法，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翻成白话就是，天文历法历法你要亲自掌握，要好好把握住这个中啊，千万不要丢了，千万不要把你的江山社稷弄丢了。这个“中”就是圭尺中。为什么传王位要传圭尺中呢？原因第一在于，圭尺是确定地中、都城选址、落实王者居中的核心物件，能够保证王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第二，圭可以进行天文大地测量，可以表现天下以及国家的版图。所以在国玺出现之前，圭尺作为王权权柄的象征，政权交接就是传圭尺中。北京紫禁城中和殿里至今仍然挂着一块匾，上书“允执厥中”，意思是让王权与江山社稷永远保留在皇室手中。 《周易·大畜》曰：“豮豕之牙，吉。”文献解读“豶豕之牙”为“上政”，很显然和黄帝、尧舜文德治天下有关系。那么豮豕之牙怎么解释？说这个公猪长了两颗大獠牙，主要不是为了致别人于死地，而是休兵不战，以暴抑暴，以压服为主，耀武扬威，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政。将公猪獠牙掰掉或将小公猪阉割使其獠牙长不大，便称为“豶豕之牙”。陶寺中期王墓IIM22的头端墓壁上，摆了一具公猪的下颌骨，两边各摆三把玉钺礼兵。玉钺在中国史前时期象征着王权和军权。我发现的时候，这个公猪下颌骨的两个大獠牙，就已经残断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民工不小心把它们挖掉了，后来才明白，是IIM22下葬时便把公猪的大獠牙掰断去掉，这就叫豮豕之牙。陶寺IIM22头端墓壁上特意摆出这个豶豕之牙图示，明确表达休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政的理念，与文献中传颂的尧舜的上政理念不谋而合。 《竹书纪年》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了尧诞的传说，其中提到了身上有斑纹、攀天而上的赤龙等等，这些都与陶寺早期王墓随葬的彩绘陶龙盘中的盘龙图案非常贴合。 在民俗和语言文化上，尧与陶寺它也有一定的贴合度。比如在陶寺文化的核心区，就是现代的襄汾、临汾、曲沃的一部分地区，当地的方言把太阳叫尧王，出了这个圈，方言就不这么叫了。把尧比做太阳，即文献中所谓的“望之如日”，《史记·五帝本纪》里面有这种说法，说人们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太阳，这个太阳就是尧王。 关于陶寺这个名的由来，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有当地的学者认为寺在中国古代是首脑机关的名称，就是衙署。所以陶寺是陶唐国的首脑机关所在地。这种观点我表示认可。 古唐国与陶寺的关系，基于塔儿山东侧曲沃晋侯墓地的发现，大家认为至少古唐国在临汾这一带，它跑不了多远。所以晋侯墓地与陶寺遗址之间的这种间接关系，也能证明古唐国和陶寺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结论，我们认为陶寺应该是尧都，尽管平阳的说法比较晚，但是陶寺作为传说当中的尧都，应该是真实的。所以尧舜禹时代不应该是传说时代，应该是信史。由于陶寺圭尺上面有一个地中的标志，说明地中的概念在陶寺中期已经开始出现，距今4100年前，陶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邦国，国家形态和国都都已经出现，地中的概念和国家的社会形态已成熟。所以，我认为陶寺应该是最本初的“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陶寺的邦国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开始标志。因为中华文明走的是多元一体化的道路，长江流域、西辽流域和黄河流域在5300年前后，同时开始文明化的进程。但最终在4300年前，在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形成了核心，陶寺邦国文明之花开始绽放，但是中间受到一定的波折。而后，从河南龙山文化主体发展出来的二里头文化把中国文明核心绽放开来。 原文发表于《中天讲坛中华文明探源》，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中国Www.yileen.Com.CN艺莲园专注中国农业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综合性农业知识网站,涵盖蔬菜,水果,园林花卉,茶叶,粮油,饲料食用菌,温室灌溉,农业机械,水产,渔业,畜牧家禽,特种养殖,农业会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