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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国】
作者：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登山文化因首先在浙江浦江发现登山而得名，距今11000年—8500年。 目前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0余处。 在这些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和最早的彩陶。 本刊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两个“世界之最”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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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上山遗址发现了一万年前的大米遗存，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碳化大米。 也就是说，登山的先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开始人工管理栽培水稻的人们。
水稻、玉米、小麦始终是世界粮食作物中产量最大的三大类，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稻生产国。 考古研究证实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 水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稻作传播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和文化格局。
山里的文化遗迹出土的陶器里夹杂着很多稻壳
“脱胎换骨”的水稻祖先
驯化稻，也就是人工培育的水稻，与世界上其他栽培农作物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
从生态角度看，这是唯一被人类种植和驯化的湿地植物。 我们熟悉的中国黄河流域驯养的粟、粟、西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中美洲的玉米——等农作物的野生祖先原本生活在田地里。 也就是说，一旦早期定居社会开始改造和利用居住环境，就会与这些植物自然相遇，利用、管理和生产它们。 长江中下游前人驯化的水稻(准确地说是粳稻)，野生祖先是典型的水生草本植物。 由于生长在池塘和湿地，说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走出洞穴前往荒野时，开发了不同的资源域和自然景观，“稻”的选择是伴随着对整个湿地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开始的。
从繁殖特性来看，水稻的祖先也非常特别。 在遗传学上与驯化水稻关系密切的是普通野生稻，它可以被视为与大米共享一个家谱的“亲戚”。 通过它可以知道第一批野生稻是多年生的。 这与季风区选择的中国粟、非洲高粱等各种“粟”不同，与人类选择利用的一般作物不同。 还是大陆型气候选择的各种“麦类”——他们的祖先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也就是说，人类最初选择定居的时候，这些村落周围自然生长、每年开花播种的禾本科植物，容易被观察到具有“落叶自生”的特性，从而容易被利用。 虽然湿地水稻的祖先不同，但多年生野生稻有较强的宿根性和发达的地下茎，不需要健壮繁殖，可以从倒伏茎高的节根发芽。 我们的祖先能够发现并利用这些多年生的湿地草本，最终驯化多年生植物并改造成当今世界产量最高的一年生农作物，这非常了不起。
从山遗迹出土的1万年前的碳化米。
二“情有独钟”的单一稻作
上山文化是中国考古时代最早、遗址发现最多、物质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新石器文化。 山里文化遗址遗留的稻作遗产也为研究稻作的驯化、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随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
距今9000年至8000年，在我国许多地区，有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浙江钱塘江流域上山文化二十余处遗址，有湖横桥遗址、江苏泗洪韩井遗址、河南南阳八里岗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最北达泰山北麓后，有李文化的月庄和西河这些广袤的各地前人是全新世早期气候温暖湿润背景下出现的第一批利用水稻种植的早期定居者。 但7000年后，这些地方的文化断绝了，有的接受了北方的粟农，没有再继续利用和栽培水稻，只有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前人进一步发展了稻作，成为了各自农业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内容。 因此，上山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才是讨论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直接来源。
山里文化遗迹出土的太阳图案彩陶片的一半。
现有考古研究表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都有相对独立的稻属驯化和进化过程，稻作经济在各个新石器农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略有不同。 长江中游距今6000年前就出现了小米。 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社区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尽管以稻作农业为主，粟农业在该地区始终占有一定的比例。 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模式与之截然不同，始于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历经湖横断桥文化( 8000-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7000-6000年前)、崧泽文化( 6000-5300年前)，最终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放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长江下游农业发展的脉络尤为特殊，具有唯一性。 长江中游稻作文是对持续稳定粟田农业的重要补充和支撑黄河流域在粟田农业建成后迅速接受稻作，再加上大豆和外来小麦，构成了“五谷丰登”的中原文明农业模式。 在另一个水稻亚种籼稻发源地印度，水稻种植也与从西亚传播到印度的麦茬和各种豆类作物一起发展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小麦、大麦和各种豆类作物的起源是以“打包”方式产生和发展的。 因此，发端于上山文化，在长江下游持续发展形成的良渚文化，是旧大陆唯一在单一水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该地区农业社会形态对研究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登山文化的稻作发展水平如何呢？ 目前上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1万年前的稻作驯化水平尚不清楚，但距今9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中期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水稻驯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超出了人们对植物考古学过去作物驯化速度的一般估计。 在这方面，上山文化的定居既体现了中稻作物的发展水平，也挑战了“作物驯化速度和进化模式”这一全球农业起源的重要问题。 对西亚农业起源大麦小麦的研究表明，考古学家认为作物驯化是受人类行为影响的缓慢的生物性状演化发展过程，通常需要2~3000年。 而这一缓慢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由收获方式的改变引起的。 水稻种植的驯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吗？ 另外，农业方式、划分生长的环境条件等，是由其他人类的行为引起的吗？
上山文化遗址多，保存条件好，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学术基础。 目前，尽管上山文化初期没有发现大量的烃稻遗存，考古学家却有另一种方法。 北大植物考古实验室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上山夹炭陶片的微计算机断层扫描( microCT )技术应用研究，从掺有陶器的稻壳中观察统计驯化比例。 希望能很快拿出扎实的科学数据，结合山里文化中发现的丰富文物资料，回答有关作物驯化的实际和理论问题。 这不仅是稻作驯养的起源，对全球作物驯养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风雨同舟”米之路
农业传播是人类历史上形成世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 虽然稻作有特定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限制，不可能推广到世界各地，但从长江中下游起源发展起来的稻作农业，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
首先，稻作农业向黄河流域传播，形成了“早期中国”，是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一体化基调的重要基础。 长江中下游在距今约6000年前不期而至进入成熟的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同时稻作农业经由三门峡和汉水上游两条途径进入关中乃至陇东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后，许多遗址出现了相对稳定的稻作因素。 同时，通过长江下游与岱海地区的广泛交流，黄河下游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开始陆续接受稻作农业，发展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稻旱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的多样性地区农业模式。 到了二奥阶段，二奥遗址稻作残留比例明显高于同期中原，水稻成为进一步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特殊农作物。 在中国两大流域南北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稻作农业传播始终是重要推动力，也是高级物质文化交流的引领者。
从山上的文化遗迹中出土的绘有太阳和三角图案的彩色陶片。
河南大河村出土仰韶文化太阳纹彩陶片。
第二，稻作东传为东亚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粟农业在水稻种植之前，约5000年前传入朝鲜半岛和远东俄罗斯地区，但旱作农业的传播不及日本列岛。 稻作农业经由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直接关系到弥生时代的开始，日本和韩国的考古学发现了许多水田遗迹，体现了水田经济在这些地区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稻作农业的传播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的复杂化和国家化，另一方面这也是历史形成以“汉字文化圈”即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经济基础。
第三，稻作农业传播是南岛语系起源和扩散的主要表现之一。 南岛语族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民族，包括中国台湾、东南亚岛屿(部分越南地区)乃至包括马达加斯加在内的整个太平洋岛屿上广泛分布的上千种语言，使用人数约4亿人。 考古学家曾提出过著名的农人-语言扩散理论，认为这一语系的形成是农业民族在稻作农业和饲养家猪的基础上扩散传播的结果。 尽管新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不断补充和修正这一观点，但不可否认，稻作的发展可能不是南岛语族早期扩散迁移的原因和动力，但稻作遗存的出现与东南亚岛屿新石器化进程存在同步性。 因此，稻的传播是南岛语族扩散形成的象征性特征，米之道也是整合太平洋岛屿考古、语言学、遗传学研究的重要线索。
简而言之，先民们选择了水稻这一特殊的植物，通过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定居走向文明，最终形成了通过稻米途径影响大半个地球的历史文化格局。 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考古发掘、多学科研究完整呈现。 上山文化的先行者是站在起跑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希望通过对上山文化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推动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研究的整体步伐。
(此版照片均为李韵摄/光明照) )。
《光明日报》 ( 2021年12月12日第12版( ) )。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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