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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丰登”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六韬龙韬》，是中国古代先民，特别是以生活在中原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先民，是农作物丰收仓储充足的美好愿景。 其中的“五谷”，在《周礼天官》 《孟子滕文公》 《楚辞大招》等典籍中有记载，尽管记载的作物种类不完全一致，但粟、粟两种粟，以及米、大豆、小麦、大麻的其中，大麻除了可能主要用作榨油和纺织纤维的原料外，其他五种作物是典型的粮食作物。 据考古发掘出土植物遗存，至后半期文化时期，“五谷”在中原地区均有发现。 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谷丰登”或至少“五谷丰登”的局面。
粟、小麦炭化颗粒作者/供图粟、粟对“五谷丰登”的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反映的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 从世界范围看，一些主要农业来源地在其农业起源初期也存在多品种作物共存的情况。 例如，西亚“新月沃地”农业产区包括许多品种的大麦、小麦，以及豌豆、蚕豆、四季豆等豆科作物； 在中美洲农业起源区，几乎与玉米同时驯化的是大红豆和南瓜，构成中美洲地区著名的“共生三姐妹”作物组合。 相比之下，我们的“五谷”组合不仅在时间上落后很多，而且在这个组合中不同的作物加入的时间和原因也不同。 以中原地区为例，有必要重新梳理五谷丰登出现的时间和背后的动因，以及各个时期重要性的变化，重新审视“五谷丰登”在考古层面的意义。 在我国北方形成的“五谷”组合中，真正约1万年前驯化的作物只有粟、粟，粟、粟驯化后的几千年间，作为狩猎采集民的食物来源得到补充。 仰韶时代中期(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农作物和饲养动物逐渐取代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的食物来源主体，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这一时期正值气候大暖期，与庙底沟文化遗址人口密度增加、聚落增多关系密切。 同时，成熟农业生产模式的建立也促进了庙底沟文化的繁荣和向外扩张。 从这个时期开始，粟取代了更抗旱、耐贫瘠、产量低的粟，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作物。 在随后的几千年里，粟是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北方最重要的作物资源，粟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大米作为中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的农作物，是“五谷”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米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遗址，尽管发现数量非常有限，大米的遗存却被普遍发现。 大米在北方仅存的普遍存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仰韶时代中晚期。 对多处遗迹出土陶器残留物的分析表明，大米在这一时期作为重要的酿酒原料备受重视。 不知道所有的大米是否都被用于酿酒，但大米的存在似乎与特殊的消费方式和上层人士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仰韶中晚期中原和关中地区部分遗址出现大量稻米。 当地前人仍以旱作农业生产为主，但稻作农业生产明显具有一定规模。 在这些地区中，大量出土的稻米遗迹在分布上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似乎表现出“插花式”的分布特征，尤其集中在中小型村落，而在杨官寨、西坡、双槐树等特大型中心遗迹中，稻米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 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大米大量出现，一方面与裴李岗时期开始当地就已存在的稻作农业传统有关。 另一方面，可能与仰韶中晚期中原地区及周边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密切交流有关，即使有一定程度的人员往来，中小型村落在生产模式上也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一来自东方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传统影响在龙山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在龙山晚期(含新堡期)嵩山南麓至洛阳盆地，发现了许多适合稻作的遗迹，应该与该时期气候变化加剧、降水量异常波动有关。 到了二里时期，作为都城的遗址，二里发现的大米数量及其重要性与粟相近，但周边一般遗址大米出土非常有限。
这一时期似乎又出现了高层对大米的偏好，这种偏好在商代早中期的偃师商城遗址持续，但同期郑州地区和殷墟大米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此后整个中原地区乃至北方的大米地位都没有恢复。 大豆因蛋白质和油脂含量高，与其他以淀粉为主的谷物不同，在驯化前，曾长期采集和利用野生大豆。 从现有的植物考古学证据来看，中原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一些遗址开始出现一定量的栽培大豆，但这些大豆比今天的大豆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既是中原地区农业开始取代狩猎采集活动成为生态活动的主体，也是遗址饲养动物比重超过野生动物的重要时期。 大豆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后普通人摄取蛋白质的不足。 另外，由于豆科作物的固氮效应，不排除大豆的种植也起到了恢复田间肥力的作用，但鉴于当时较低的农业生产水平，认为这不是古人驯化大豆的主要因素。 到龙山时期，大豆普遍出现在中原地区的许多遗址，重要性也大大提高。 也许这反映出随着人类矛盾的凸显，人们对能够改善土壤肥力的大豆的重视越来越高。 直到东周期左右，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大豆开始成为农业轮作制度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更加突出。 小麦是“五谷”中唯一的完全外来作物品种。 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小麦在中国大陆是山东半岛一些龙山时代遗址中最先发现的，二奥时代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个别遗址中，但数量都非常少。 小麦的重要性在二里岗时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远低于粟和粟，在两周时期，特别是东周期的部分遗址其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还没有完全取代粟。 中原地区作为传统的旱作农业区，其成熟的农业体系对外来作物小麦的接收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过程，且不同时期对当地农业种植体系和人们饮食生活的影响也不同。 小麦极少在二里奥时期被发现，很难判断是否是当地栽培，可能仅限于特定的人和特殊的场合。 二里岗时期，小麦可能开始加入当地农业种植体系，但规模有限。 小麦引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冬小麦收获时间早于粟、粟等秋收作物，具有较高的产量，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春荒。 特别是在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附近。 小麦粟补农地位持续到两周，直到以“两年三熟”为代表的轮作制度在人口密集、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出现，作为轮作制度的重要环节，开始完全被当地农田农业系统所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磨面技术大规模普及之前，小麦多以粒食或麦屑形式食用，口感差，长期以来未被接受。 从小麦零星进口，到被中原农业种植体系接受，到“粒食到粉食”的转变逐渐被人们的饮食习惯接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五谷丰登”和“五谷丰登”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转折点，也不是一个形成就一成不变的组合。 这些作物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重要性的变化受到自身的营养成分、栽培方式、加工和食用方式，以及背后人们的饮食习惯、考古学文化、遗迹小环境、气候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与讨论“五谷丰登”局面出现时间的早晚相比，其背后不同作物出现和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值得我们现阶段给予更多的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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