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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总量的90%。 目前，世界大豆出口的60%面向中国市场。 这一巨大变化，国际资本介入，操纵大豆产销链，导致——大豆一步步成为跨国粮食大鳄的敛财工具。
那么，国际资本对大豆种子、种植、贸易、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控制程度如何？ 在获取暴利的同时，资本如何损害豆农和消费者的利益？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什么危害？
文|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李亚飞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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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豆王国”到对进口的依赖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在我国栽培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大豆产量的90%。
中国的亚洲邻居(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等)也开始种植大豆。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大豆产量的90%。 画龙点睛的点子
18世纪上半叶左右，欧洲开始栽培大豆。
1765年，大豆作为“中国的豌豆”首次被介绍到北美殖民地。 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才真正在美国“起飞”。 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将主导世界大豆生产。 1961年，美国生产的大豆已占世界总量的68.7%； 中国第二，产量份额下降到23.3%其他国家的大豆共约占8%。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迅速发展。
1974年和1998年，巴西和阿根廷的产量相继超过了中国。2002年，两国的总产量超过了美国。 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仅为5.55%，美国的份额为31.88%，巴西为28.67%，阿根廷为18.73%，其他国家达到历史最高值15.16%。 其中，印度产量达到1228.2万吨，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相当于中国产量的85%。
数据显示，中国大豆消费量逐年增加。 1964年消费量不足800万吨，2010年上升到近7000万吨。 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与消费量的急剧增加相反，中国大豆的产量从1964年到2010年几乎没有变化，高峰时期也没有达到1700多万吨。 2010年，中国大豆产量不足1500万吨，但消费量达到7000万吨。 2021年，国内大豆产量1640万吨，消费量10872万吨，中间差距依赖进口。
2022年9月12日，安徽省安庆宿松县农垦华阳河农场，工人驾驶收割机抢劫大豆。 图|视觉中国
实际上，中国的大豆几乎不需要进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此后，大豆进口迅速增长，到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占消费的比重达到80%以上。 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5838万吨，比上年增长1.53%，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从全球大豆交易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还是微不足道的； 到20世纪最后两年，中国市场份额超过10%。 但从那以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市场的比重却有了质的飞跃。 目前，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涌向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2010年，荷兰实验室银行发表了题为《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的报告。 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冷冻鱼、羊毛、棕榈油、棉花等各种农产品，最大宗的农产品交易是来自阿根廷、巴西、美国的大豆，三者总价值达200亿美元左右。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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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介入，从食物到商品
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大豆生产的最大基地，当时国家之间的大豆贸易很少。 此后，引起大豆生产区域和大豆贸易的巨大变化的是跨国资本的介入。
以日本三井物产、丹麦宝隆洋行、俄罗斯犹太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金父子公司等为首，1908年，他们开始向欧洲出口大豆。 有资本介入，大豆就不仅仅是食物——，更不是富含蛋白质、能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造福资本家的商品，最大的诱惑是适合资本密集地大规模种植。 大豆对资本的最大诱惑是适合资本密集地大规模种植。 画龙点睛的点子
目前，大豆的生产集中在美国( 35 )左右、巴西( 34 )左右、阿根廷( 11 )左右、中国(5)左右4个国家。 四国的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9成。 无论是中国东北还是其他地方，去大豆产地的话，往往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田作业。
而且大豆及其制品(豆油和豆粕作为饲料)的消费遍布全球，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只有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才能消费大豆和大豆制品。 这样，从资本投入到种植、贸易、加工、消费，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那么，谁在控制大豆供应链？
资本是促进世界大豆生产供应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数百万豆农和数十亿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大豆产销链条，每个环节都有跨国公司的渗透。 它们上下吃，不放过生产供应链的任何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
跨国公司是控制大豆生产供应链的主体。
在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信托、银行在内的资金雄厚的投资者，可以在几秒钟内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寻求最快且最高的收益率。
为了追求稳定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粮食生产和农产品贸易。 这使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更容易筹集大量资金。 利用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办新业务，收购国内小规模的公司，到世界各国收购大量的公司，收购大规模的竞争对手。
这样的能力是个人经济阻滞、普通公司甚至一些小国无法比拟的。 由于这些优势，在大豆产销链的各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零售)，少数跨国公司足以形成全球市场的垄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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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际粮食商共谋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兹( ADM )、班吉(卡吉尔)、路易达丰)被称为国际四大粮食制造商。 简称“ABCD”的四大国际粮食贸易商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和90%的大豆交易量，其中，前三家来自美国，后一家来自法国。
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兹( Archer Daniels Midland )简称ADM，成立于1902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加工和制造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玉米、小麦等农产品加工企业。
邦吉成立于181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籽加工商。
嘉吉成立于1865年，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
路易莫维尔成立于1851年，是世界领先的农产品、食品贸易和加工企业，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业务足迹。
ABCD之间的横向联盟很常见，如1993年路易达菲与ADM的合资项目、1995年邦吉与嘉吉的交换合作、2001年路易达菲与嘉吉的合资项目等。
此外，由于ABCD控制环节存在差异，通常会组成从合资、合作、长期合同协商到其他形式的战略合作等多种联盟。
总之，这些联盟体现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它们之间的共谋。 这些战略联盟不是一个企业有完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多个企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合同关系网络，增加对大豆产销链各个环节的控制。
例如，ADM与制药和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诺华合作。 一般人只知道诺基亚是世界制药巨头，其实在农用化工产品方面也是一条无形的鳄鱼，正在进入世界市场。 2000年，诺基亚集团农化产业和阿斯利康农化产业合并成立先正达公司。
如： 1998年，早已声名鹊起的孟山都与嘉吉各出资50%，成立合资企业——瑞耐森有限责任公司。
虽然这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非常不同，但旨在将孟山都在种子和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与嘉吉在粮食加工、销售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相结合。
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投入企业(农药、化肥、种子、生物技术巨头)和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业者(从事贸易、加工、营销)结婚。 前者需要全球处理和加工设施以确保使用它们产品的生产者有下游市场，相反，通过加强与上游伙伴的合作，跨国粮商也可以加强对豆农和原材料的管理。
在这些联盟内部，没有开放市场的问题。 因此，在整个生产供应过程中，竞争和价格的发挥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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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们的全球布局
这些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鳄鱼们被大肆斩首。 以1999年为起点，到2012年，ADM的净销售额增长了4.8倍，邦奇的净销售额增长了7.55倍，相对最差的嘉吉净销售额也增长了2.93倍。 这些跨国粮食商利润水涨船高。 2001年以后，ABC的三家公司的利润都大幅上升，与此前的1996~2001年形成鲜明对比。 路易威登( Louis Dreyfus Group )没有公布年度财务报告，但只有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 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 )偶尔公布了销售业绩，只有4年( 2008~2011年)实现了纯销售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四大国际粮食运营商营业收入共计近3300亿美元。 其中，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以852.4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创下120年来新高，邦吉和路易美孚年利润比2020年平均增长80%以上，嘉吉年收入达到1344亿美元，利润同比增长64% 这些粮食商并不直接参与大豆的种植，但是通过发放生产贷款和建设交通设施(铁路、公路和港口)，抑制北美和南美的大豆生产，那里的豆农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用大豆抵消贷款。 国际粮食商以相当低的价格购买大豆，通过国际期货市场，以认为合适的价格再次销售大豆。 理想情况下，希望购进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为了打败潜在的竞争对手，人为地降低销售价格，实行低价倾销战略。 此外，四大粮食业者在信息占有和处理方面更具优势。 它们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设有收集市场信息的专门机构，与总部的信息处理中心进行实时沟通，由专家进行整理和分析。 它们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运行，支撑着国际期货市场买入、卖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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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是赢家吗？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口国的消费者也会在车上成为赢家呢？
不，不是。
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公司会将低价购买的好处保留为利润，只是为了打开或加强某个地方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可以暂时获利。
许多研究表明，总体来说农产品上市价格与最终售价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 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两者的差价越来越大，当时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而跨国贸易公司的垄断行为是罪魁祸首。 因为哪个跨国公司的市场影响越大，在那里两者的差额就越高。
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者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迅速扩大，特别是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国家备受关注。 换句话说，消费者迟早也是跨国资本垄断行为的受害者。
真正的赢家还是拥有巨大资本的跨国公司。 它们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提高全球市场的价格，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消费者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 2008年前后，不仅大豆价格暴涨，其他粮食价格也跟着暴涨。 食品价格的上涨在世界各地引起了食品骚动，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
资本获利的同时，付出代价的是人与自然。
首先，资本对大豆产销链的控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产区，种植单一作物严重依赖破坏土壤自然微生物成分、可能导致土壤流失的农用化工产品的地区，这种危险尤为明显。
更可怕的是，巴西大豆生产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亚马逊雨林大面积砍伐和焚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仅在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间，被破坏的森林面积就相当于葡萄牙国土面积的两倍。 森林的消失会释放出大量隐藏在植被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 由于亚马逊雨林被砍伐，树木被烧毁，这片“地球之肺”变成了“碳排放大户”，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其中75%是从热带雨林的破坏中排出的。
亚马逊雨林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昆虫、植物、鸟类和其他生物种类多达数百万种。 其大面积破坏显然同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最终威胁人类安全。 另外，除草剂的滥用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和“超级杂草”的出现。
其次，失业和饥饿，大农场代替小农场的结果。
土地规模大、资本密集、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严重依赖农机的游戏，只有大地主和资本雄厚的投资者才能玩。 他们从贫困农民那里大肆收购田地，取代了小型多样的生产方式。
在巴西和阿根廷，最初生产于小型家庭农场，规模约为5~50公顷(约75~750亩)，但后来大豆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农场占土地的比例越来越低。
近年来，新出现的大豆种植园往往在1万至5万公顷，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在大地主和投资者手中。 巴西发生了与阿根廷相同的情况。 大部分农场是小农场，但大部分土地被大农场占据。 小农场每8公顷需要雇用一名工人，大农场每200公顷需要雇用一名工人。
于是，产生了取代小农场的大农场的严重后果。 许多家庭农场主成为无地农民，现有农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进城意味着住在贫民区，留在乡下意味着饥饿。
幸存的小农场必须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信贷、种子、机器、化肥、农药和销售渠道。 它们无法与资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国粮商相比实力，只能在双方的博弈中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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