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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农业部的两份大豆月度报告在国际大豆市场掀起了腥风血雨。 六个月内，芝加哥大豆商品期货达到30年历史高点，另外在短短两个月内下跌了50%。 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以最高点每吨4300元的价格购买了500万吨美国大豆，造成了150亿元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2004年惨烈的大豆危机。
危机过后，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盈余转向全行业破产，70%的企业退出市场。 4家国际粮食制造商以低价大肆收购国内大豆加工企业，获得了当时大豆加工能力的60%以上。 中国大豆产业链全面落入国际四大粮食运营商手中，大豆产业定价权丧失。
同时并存的两条大豆产业链目前在我国大豆产业链中存在着两条相互联系、相对独立的大豆产业链循环。 出现这种现象是由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的质量决定的。 国产大豆继承了中国大豆千年的传统，产量低但质量高，大部分用于食品加工领域的进口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产量高但质量不及国产大豆，主要用于豆粕和豆油的生产。 在国内商品期货交易中，豆一交易的标的是国产大豆，豆二交易的目标是进口转基因大豆。
国产大豆中，30%用于初加工，55%主要是非转基因大豆油生产用于传统豆制品生产，15%用于蛋白纯化等深加工领域，国际知名品牌化妆品基本采用国产大豆作为植物蛋白提取源。
东北大豆
进口大豆中，大部分用于油料轧制，其他用途可以说很少。 油料轧制的产品主要有两种，豆粕占80%，大豆油产量占18.5%，并损失约1.5%。 豆粕是国内动物养殖的重要蛋白源，其中家禽养殖约占52%，生猪养殖约占29%，其他约占19%。 进口大豆生产的转基因大豆油78%用于生产各种调和油，12%用于食品加工，10%用于工业用途。
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第四大大豆生产国，国产大豆年产量约12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总产量的2%。 进口大豆年进口量保持在8000万吨以上，约占世界大豆国际贸易量的60%。
国内动物产品需求激增，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可逆转，中国入世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那时，国内经济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不可逆转的动物产品需求激增。 中国人营养结构的变革发生得前所未有的急剧。
90年代以前，中国人家庭的饮食消费以蔬菜等植物产品为主，动物产品的占有率不高，国内基本满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牛羊、猪、乳制品等动物产品的需求一下子提高了。 从1985年到2015年，中国猪肉产量增加了三倍，占肉类总产量的57%。 同期，鸡鸭鹅等家禽产量增长18倍，牛肉产量增长15倍，羊肉产量增长7倍。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油脂的需求也随之爆发，中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996年的不足8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24公斤，低于美国和欧洲，但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从1000万吨增加到3300万吨。
猪肉和鸡肉等肉类消费的增加使对动物养殖业的需求迅速上升。 为了提高养殖效率，政府出台了推动大型现代养殖企业发展的政策，传统的小型养殖户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002年至-2010年间，3000多头养猪场所占比例从5%上升到18%。 乳制品行业，拥有奶牛1000头以上的养殖企业，从2002年的3%增加到2015年的20%。 中国对大豆和豆粕的需求逐年激增。
2012年，中国饲料行业年产饲料2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饲料生产国。 中国豆粕产量也从1997年的800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54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豆粕生产国。 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出口到韩国、日本等国家。
大豆产业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豆粕成为主力军、大豆油成为附属品、进口大豆快速增长的十几年间，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转基因食品悄悄地进入了中国人的饮食中。 豆油不再是大豆轧制的主要产品，豆粕高位将取代大豆油在大豆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
豆粕
进口大豆的产品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豆粕，另一个是豆油。 进口大豆需要政府许可证，并须申报大豆的用途。 进口大豆按照豆粕全部用作饲料的标准获得批准，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当一部分转基因豆粕进入食品行业。 国家明确表示豆制品需要明确标识是否为转基因食品。 因为标识会影响价格和销量，所以实际上还没有看到转基因食品制造商主动标识转基因。 与豆油可以找到很多替代品完全不同，豆粕饲料蛋白的作用难以被替代。 豆粕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进口大豆产业链完全颠覆了国产大豆产业的传统观念，豆油成为附属品，豆粕成为主力军。 大豆轧制企业更关心的不是出油率，而是菜单流失率。 进口大豆和豆粕完美巧妙嵌入我国动物养殖产业链。 基本独立的进口大豆产业链高效运行，中国出现了两条大豆产业链共存的产业奇观。
战略选择，种大豆还是买大豆？ 如何满足国内急剧增长的大豆和豆粕的需求，还是买？ 中国政府必须做出战略选择。
简单来说，如果决定自己种植大豆满足国内需求，按目前年进口量1亿吨计算，中国需要提取6亿亩左右的耕地来种植大豆。 中国只有22亿亩左右的耕地。 它必然占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同时，每年至少进口2亿吨粮食满足国内主要粮食需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入世签字仪式
事实上，进口那么多大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那么多耕地，如果不进口大豆就必须进口其他粮食。 中国的农业战略，为了维持自给自足的农业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适宜采取保证粮食生产，买肉买油的路径。
为了促进大豆进口，尽快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大量进口大豆的战略选择，并对大豆产业采取了免配额、低关税的措施。 1996年，中国政府取消大豆进口配额，进口关税降至3%；豆油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63%降至2006年的9%，豆粕进口关税保持在5%。 中国大豆市场的开放之门打开了。
2004年大豆危机中，中国大豆全产业链沦陷为国际四大粮食商，分别是美国的ADM、邦吉、嘉吉、法国的路易达孚四大跨国粮食公司、三大美国公司、一大法国公司。 根据公司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人们将其简称为“ABCD”。 四大粮食商都是有百多年历史的跨国粮食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在这四大粮食商手中，他们拥有粮食市场的国际定价权。
四大粮食商是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黑手，每当国际粮食市场发生较大波动时都与他们有关。 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技术和经验优势，完成了对国际粮食产业链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及供应的绝对控制权。 目前，在世界前十大粮食出口国中，四大粮食商占主导地位的有9个。 从种子、饲料、化肥等农业基础，到生产、供应、销售，一直垄断经营，几乎在所有市场水平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2000年以后，国际四大粮食商开始进入中国大豆市场。 2004年，他们联手攻击中国大豆市场，引发了悲惨的大豆危机。
美国大豆
2003年至2004年国际大豆市场的剧烈波动来源于农业部两份大豆月度供需报告。 这两份报告影响了中国大豆进口企业的市场判断能力，掉进了美国人事先设置的陷阱。
2003年8月，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大幅调整大豆月度供需报告，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至20多年低点。 受此影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从2003年8月的最低点到2004年4月翻了一番，创下了美国大豆近30年的新高。 国内大豆价格也从每吨1900元上涨到2600元。
2003年12月，庞大的中国政府大豆采购团抵达美国。 采购团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国内20多家主要大豆轧钢企业参加，目标是采购250万吨美国大豆。 出发前，新闻联播被大肆报道，芝加哥大豆期货强势快速拉升。 由于价格不符，代表团到达三天后，合同还不能签订。 此时，美国人在期货市场上不断提高大豆价格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代表团传达大豆还将继续上涨的信息。 此时，国内大豆价格也一路上涨，从每吨2600元上涨到4500元。
芝加哥大豆期货和国内现货的上涨在中国大豆采购团内引起恐慌，如果不能签订明年的大豆进口合同，国内企业将面临无米可吃的局面。 2003年12月18日，在狂热的市场氛围中，中国大豆采购团以4300元/吨的历史最高值，不仅签订了250万吨大豆的采购合同，还追加了250万吨的采购订单。 发表后，整个芝加哥沸腾了。
2004年春节期间，大豆价格还在上涨。 或者在中国代表团的积分价格和支付完成之前，芝加哥大豆期货呈上升趋势。
中美大豆之战
讣告很快就来了。 2004年4月，农业部发布了大豆月度供需报告。 该报告完全否定了2003年8月的月度报告，认为美国大豆不仅没有减产，反而会获得大丰收，美国大豆将面临供应过剩的局面。 国际金融炒家迅速反过来做空，疯狂抛售大豆期货。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跌幅超过50%，国内大豆价格也疯狂下跌，从每吨4500元的高点迅速下跌到2200元。 大豆危机爆发，这次危机赔偿了中国整个大豆产业链。
中国企业没办法，只好采用了洗船的方法。 也就是说，放弃已经支付的定金也拒绝大豆，让船东另找买家。 国际大豆供应商立即起诉中国进口商撕毁合同，索赔额达60亿元人民币。
大豆危机给中国大豆轧制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一船大豆损失达1亿元人民币。 据保守估计，中国大豆轧制和进口企业在大豆危机中的损失达到150亿元人民币。 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从原来的利润中迅速变成整个行业的亏损，一千多家大豆轧钢企业破产，几乎全军覆没。 幸运地逃脱了，也很难加快步伐。
2005年9月7日，国际四大跨国粮商之一的AMD董事长兼总裁艾伦在华尔街表示：“中国的投资机会来了！ ”报告了。 同年，美国大豆协会中国代表处向总部写信说：“今年是进入中国大豆行业的最好时期。” 于是，国际四大跨国粮商强势低价收购并参股国内多家大型骨干粮食加工企业，很快控制了中国大豆加工能力的60%以上。 中国大豆产业链全面沦陷，大豆定价权丧失。
截至2006年下半年，民营榨油已完全被国际资本控制，在仍在开工的97家大豆压榨企业集团中，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占64家，中国前十大大豆加工企业只剩下中国企业1家。 四大粮商将继续继承中国企业的本土品牌，规避舆论风险，市场上80%的食用油品牌为外资控制。
由丰益国际、美国ADM和新加坡丰益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国大豆市场运营主体、行业最大的外资企业。 中国食用油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过150万吨的企业有3家，其中2家益海和嘉里都属于丰益国际，年大豆轧制能力为2000万吨。 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大豆加工企业。 仅丰益嘉里系就垄断了中国食用油近50%的市场份额，而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食用油品牌占中国食用油70%以上的市场份额。
额头。
豆油
邦吉于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和油籽供应商。 目前，该集团在中国已运营三家大豆加工厂，在南京、天津和上海设有机构，与三维集团在日照建立合资大豆压榨精炼厂。
嘉吉在中国经营着34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在广东、江苏设有4家大豆压榨厂。 在华投资项目包括饲料、蛋白、植物油、动物饲料和化肥等。
路易孚的美国棉花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
2004年的大豆危机就这样以中国大豆产业链全面沦陷、大豆定价权丧失、行业破产的悲剧形式画上了句号。
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之痛大宗商品价格不稳定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创。 大豆产业链的惨败只是该行业的缩影。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大宗商品总消费量占世界的18.7%，其中铁矿石、稀土、PTA、煤炭、甲醇、炼铜、原铝、大豆、棉花等大宗商品消费量已超过世界比重的40%。 但由于长期弱势的大宗商品议价能力，国际商品市场上经常出现中国买什么涨什么、卖什么跌什么的奇怪现象。
中国什么时候能拥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
根据结构性权力学说，定价权实际上是以安全、生产、金融、知识为源泉的结构性权力的产物。 换言之，国际定价权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 中国无法掌握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归根到底是中国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的表现。 根本之一，还是要继续发展自己，壮大中国综合国力。 因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历史，其实就是国际权力的过渡史。 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未来2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中将有更大的发言权。
大豆产业的定价权之争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道理。 2004年大豆危机的惨败，本来自身的综合能力就不够。 实力增强的话，定价权之争一定会再次上演。
从2008年开始，为了争夺大豆行业的话语权，展开了长达8年的大豆拉锯战，掀起了大豆产业的又一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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