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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北距尧都区20公里，南距襄汾县7公里。 陶寺遗址有早、中、晚三个城址。 初期城址距今4300~4100年，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总面积56万平方米。 遗迹内有宫城、外城，有平民居住区和仓库区，还有祭祀地的礼仪式建筑。 其核心区由13万平方米的宫城和南外侧下层近10万平方米的贵族聚居区小城镇组成。
陶寺初期宫城南门复原图
宫城开有结构复杂的曲尺形角门，其中还发现了“冰室”等附属建筑物。 在宫城内的下层贵族居住区的一个小镇上，发现了双层敞开的半洞式住宅。 宫城东西两侧是普通居民区，东侧还发现了大型仓库区。 宫城南东侧是初期的王族墓地，挖掘出6座王墓，使用木棺。 每件随葬物品100多件，出土玉石钹、各种彩画陶龙盘、陶礼器、木器，还有部分厨刀、日用陶器等。 大贵族的墓有几十座，也使用木棺，陪葬品几件到几十件，有石磬、陶鼓、玳瑁鼓等礼乐器组合，以及彩陶和日用陶器等。 剩下的近千个小墓里往往没有木制的随葬品和随葬品。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彩绘陶龙盘
由此可见，陶寺遗址初期贫富分化悬殊，阶级界限明显，社会结构呈金字塔状，初步具备了大部分邑，即“国家”的结构和性质。 陶寺古国发展到距今4100~4000年中期时，城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宫城继续使用，但南部下层贵族聚居区的小城被废弃，成为中期皇室墓地和观音祭祀台，出现了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城址也成为双城所在地。 市内最大的核心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前后至少有两座殿堂建筑。 是前面殿堂的建筑物，面积约286平方米。 城中功能区设施完善，彰显了当时城建理念以宇宙观为指导思想。 陶寺中期的王墓是陶寺遗址迄今考古发掘出的最大墓，陶寺晚期被毁，但仍有玉器、彩陶、漆器、骨器、半拉猪等近百件陪葬品。 考古学家们解读了其中的六把玉列钿，不仅象征王权和军事力量，而且与公猪下颌骨一起构成了表现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
陶寺中期王墓的墙壁上，放着拔掉牙齿的公猪和两侧各三根玉钹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戎。 ”祭祀天地祖先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陶寺祭天遗址占地约1700平方米，位于城址东南部，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是观测太阳授农的观礼台遗址。 观象台建设的原理是通过观测点与夯土之间的缝隙观测对面崇山的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时。 模拟复原观象台后，通过实地观测，考古人员发现陶寺观象台可观测到20个能指导大豆、粟、粟等农作物播种和收获的节气。 这是陶寺王权通过观瞻来衡量气象，“给百姓以时间”，以宗教和政治来驾驭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 陶寺观景台成为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景台。
陶寺中期观景台模拟复原建筑
手工业工坊区约20万平方米，集中在陶寺中期外郭城南部，工官严管、严管，其主要业务是军工石器和陶器生产。 外郭城西北面分布着陶寺中期城址普通居民区，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 距今4000~3900年陶寺末期，陶寺城址被完全破坏，不再作为都城存在。 这表明城墙被毁，中期大墓和中型墓被挖掘出来，“宫殿被毁，观景台被夷为平地，灰坑中被屠杀的人骨与建筑垃圾、手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共存，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色彩”。 在陶寺晚期的宫城内遗迹中，还出土了3件写有朱书陶文的扁壶碎片，对于这是什么样的字，专家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些文字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间明显的传承源流关系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陶寺扁壶朱书陶文
陶寺遗址中期核心宫殿建筑夯土房内出土铜盆口边缘，晚期地层单位出土铜铃、铜齿轮车箱、铜环、铜盆口残片及铜蟾装饰。 这五件铜器都是红铜铸造的礼仪器皿，是为中国青铜铸造礼器文明的雏形。
陶寺末期出土的铜铃
另外，陶寺古城南北各有200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地方中心村落——个。 考古学家认为这两个拱门遗址群，与古城一起整体构成了5级村落等级、4级社会组织等级的国家社会组织结构。 国家形态在考古学上一般以大型都邑的存在与否为基准。 判定一个村落遗址是否具备都邑即都的性质，主要要看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落是否分化，是否出现特大型村落； (二)大型村落是否出现沟壑和城墙； (三)大型村落是否出现大型宗教礼仪中心；(四)大型村落墓葬分化，是否出现特设墓地；
陶寺中期城址结构意象
(五)大型村落是否出现专业手工业作坊和工作坊区域，是否出现大型仓储设施； (六)大型村落是否出现特殊武器和象征权力的权杖； (七)大村落是否出现文字使用和文字使用垄断； (八)大村落是否出现异族文化因素； (九)各级村落之间是否出现上下级统筹现象； (十)大型村落的对外辐射范围有多大？ 辐射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 如果这些要素都具备的话，这个都会所代表的文化统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就是一个国家。 据此判断，到中期，陶寺遗址进入国家文明的所有功能要素基本完备。 也就是说，那时的陶寺古国已经具备了国家文明诞生所必需的一切功能和要素，虽然还是幼年，却露出了独裁的牙齿。 摘自—— (李琳之(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 )，个别地方有变更。 因为需要顺利阅读，所以删除了注释部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运用考古学资料，揭示上夏朝和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 全书主体共分为16章80节，约50万词。 与以往学者关于夏代地域性、零散性的论述不同，作者在同一时期将西亚、中亚作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获得第一次系统、完整、清晰地刻画了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迁徙的成果，李琳之，历史学家，出版于《中华祖脉》0《家国往事》0《祖先，祖先》000755 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完整的上古历史体系，运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黄帝至周初的历史发展脉络
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于2022年6月出版后，入选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良书、百道网2022年7月良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良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良书》、今日头条良书等推荐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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